中南海智囊：实际GDP确有可能是4.5%

当前背景下怎么看中国经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三五”经济年均增长至少要达6.5%。李克强总理表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需要今后5年经济年均增长6.5%以上。可见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这是中共高层确定的今后5年的经济工作目标。

中共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建议已对宏观形势有深入分析。现在全球关注中国经济的变化正在呈现清晰的脉络，被认为是中南海智囊团成员之一的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着名经济学家刘伟，近日应本报之约发表观点认为，基数效应使得中国还会有一段中高速增长期，中国在投资和消费领域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他同时表示，实现十三五规划中的约束性目标和预期性目标，问题都不太大，但对于体制目标能否如期实现，有较多忧虑，这包括市场化和法治化。这两方面如果差距比较大，将可能回过头来影响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刘伟提出，千万千万不要忽略了实现十三五规划所要求的体制条件。

需要与可能的真正内涵

《华夏时报》：我们看到北大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年度报告提到中国经济下行趋势明显，您关于“中国经济转型有三个特殊”的论述也引起外界关注。此外，中国三季度GDP数据准确性引起经济学家们质疑。综合分析这些信息，我们能否看到中国经济变化的明确走向？

刘伟：涉及这个问题的，首先是大家很关心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对此，年初《政府工作报告》里有一段话做了阐述，其要义是，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速，兼顾了需要和可能。这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相衔接，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有利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就“需要”而言，我们可以理解为经济增速下行的下限；就“可能”而言，我们可以理解为能够承受的经济增速。决定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经济增速最重要的因素，是就业目标。它反映了奥肯定律（奥肯定律描述了GDP变化和失业率变化之间存在的一种相当稳定的关系）。所以，《政府工作报告》里强调稳增长更是为了保就业。据此，今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目标确定为4.5%，再考虑到城镇就业人群的平均工资水平不能下降，我们必须创造出每年2000万个就业岗位，因此最近若干年内中国经济增速可能至少要达到6.5%。

经济学理论里还有一个大家所熟悉的提法——菲利普斯曲线（通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胀率低时，失业率高），据此，确定一个国家某个时期经济增长的上限，要看相应发生的通胀率。在中国，假如经济增长率不超过8%，则通胀率就不会超过3.5%。

中国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发展理念，在未来5年期间保持平均接近7%的经济增速，以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综合十二五平均增长率计算，今后5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只要达到6.5%，就能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这就是所谓“需要与可能”的真正内涵，也是中国未来5年经济增长的最明确走向。

增速降低并不可怕

《华夏时报》：我们注意到，虽然官方提出中国将采用更为严谨的IMF统计方法，但10月份经济学家们对官方所说三季度6.9%经济增速的准确性表示质疑，认为在总体增速和分项数据之间明显不符，因此怀疑GDP增长不够稳固，今年实现7%左右的增长目标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您怎么看？

刘伟：这种质疑，可能源自于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似乎存在着某些不顺畅的地方。因为当经济增长6.9%，而制造业增长才6%多一点，第三产业增长8%多一点，农业增长3%多一点，再综合其他数据，得出的结论似乎难以解释或支撑6.9%。我对这种质疑表示理解，这可能需要我们在统计方法变化和透明度上再认真推敲和探索。

但从统计学的角度看，真实的经济增长率并非统计造成，统计只是增长的一种现实的反映，其有失真有偏差本属正常。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无非有两个；一是不要过度修正；二是即使存在偏差但只要形成偏差的方法是一贯的，则相关数据就具有统计意义。

当然，统计方法如何提高科学性、透明性、准确性、客观性，这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的问题，尤其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复杂性。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规模庞大、数量众多的统计调查对象，也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经济高速发展，变化如此之大。中国的统计工作面临着统计客体快速变化的问题。中国的统计所要反映的经济社会生活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统计工作要把这些情况都说清楚，都反映准确，往往实属不易。

中国进行的三次经济普查，每次普查结果，GDP总数都比正常的国民经济核算的GDP数据要多出许多，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这说明，中国的产业结构需求在不断变化中，这是后工业化的特征在中国开始显现。第三产业体制的业态、机制的不确定性，导致统计工作经常缺少客观性或准确性。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结构比重的变化，要求我们不应再简单用过去的经验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而需要做出一些新的调整和说明。这方面如果尚未能做到位，导致人们提出质疑，这很正常，也可以理解。

关于当前的经济增速，有必要说明的是，它是不是6.9%，或者这个数字是否掩盖了一些问题，要看整个国民经济的承受力。现在这个数字和过去比确实不够高，但国民经济运行和社会如果能承受得住，就说明这个经济增速比较有根据和比较真实。我们的考虑不外乎失业率能否承受。如果6.9%比真实情况低，则真实的失业率状况就会压力比较高，但我们现在感受到的真实的失业率状况是怎样的？社会对失业率的承受程度会怎样？虽然经济增速降低，但第三产业增速和占比增加，经济结构这种变化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吸纳能力可能反而比过去增多。另一方面，伴随体制结构的变化，城市经济中非国有化成分越来越多，承担就业的压力也得以分散，这也提高了全社会承受失业压力的风险。

《华夏时报》：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速只有4.5%左右。

刘伟：真实的数据确有可能如此。说老实话，就算是4.5%、5%，都不用怕，关键还是要看经济的实际承受力。

《华夏时报》：经济增长放缓是否加大了政府统计工作人员在让经济数据达到目标方面面临的政治压力？统计数据不精确将给决策层提供有误的信息，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刘伟：对，统计数据是决策的重要根据。但如果说现在的真实数据是4.5%，那过去的所有数据都应按4.5%数据的统计方法全部加以修正。而假如按这种方法加以修正，则今年的数据就不一定是4.5%。因为只有连贯、统一地观察动态数据才具有科学性。

政府调控应当该出手时就出手

《华夏时报》：政府的明显干预也引发了外界对中国让市场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承诺的质疑，计划思维的惯性作用是否依然很强大？

刘伟：根据中国经济这么多年改革与发展的经验来看，微观经济应该是由市场起决定作用，但宏观经济中的一系列市场失灵问题，则应由政府主导。所谓体制完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体制改革的目标。我们现在特别关注的十三五规划，不仅有一系列的发展目标要实现，更重要的是有一系列的体制改革目标要实现。这二者实际相辅相成。

政府干预现在是否过多，有两个层面的问题要讨论。

第一，如果政府介入的是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失灵的部分，这种干预就不能说其过多或是过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说到底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这些年企业改革、价格改革的路走得比较快，而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改革的路走得相对比较落后。现在不是政府干预过多过少的问题，而是政府干预是否应当的问题。

市场失灵，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基础教育、环境治理等等方面的长远发展问题，政府没怎么去干预或承担责任，反而推给了市场，就会带来种种混乱。

第二，不只是要看政府的干预当做不当做，还要看经济发展的周期。当市场因危机发生而失去信心的时候，就会要求政府担任更多角色。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本次经济危机的应对中，中国各级政府的经济干预特别是投资方面的干预，有比较强的能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的一种优势。但这种优势能否长期化，现在还不好说。但作为应对危机的一种优势，是必要的。

我们现在主要评价的，不是政府干预过多还是过少，而是政府干预的方式是否合乎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否合乎法治的要求。

切勿忽视体制的条件

《华夏时报》：十三五规划是全世界非常关注的有关中国在未来5年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也关注谁在幕后为大国提供蓝图策划，谁在推动中国的经济与市场决策进程？中国领导层的核心目标，政治与经济目标的优先次第安排分别是什么？

刘伟：十三五规划对于中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在时间节点上已没有弹性，在实现中国小康社会的全面广泛性上也已没有退路，必须百分之百实现。所以十三五规划提出发展方式必须转变，否则既定目标将难以实现。为此十三五规划同时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核心理念就是创新，这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没有创新，就不可能有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更不可能有经济增长动力的改变。创新的核心是制度创新，是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创新，说到底，是政治制度的改革。五大理念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华夏时报》：这两个创新推进的速度似乎并不是很快。

刘伟：现在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就集中于此。因为只有这两个创新加快推进，才能有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变，只有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有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的解决，经济才可能实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增长，只有这种增长，中国才可能真正穿越中等收入陷阱。

《华夏时报》：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基础条件是什么？增长的方向是什么？增长的机会在哪里？中国经济继续领先世界的优势在哪里？

刘伟：中国现在仍是个发展中国家，所以才可能有中高速增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处在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期。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后期和城镇化加速期，这表明中国经济结构在迅速发生变化，会出现一系列新的结构变化的特征。因此，没有理由怀疑中国经济会出现长期衰退。

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阶段，这就是中国经济继续相对领先世界的优势所在。基数效应使得中国还会有一段中高速增长期，中国在投资和消费领域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从理论分析上看，现在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影响中国潜在自然增长率的因素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劳动的增量、资本形成的增量、效率提高的增量中，只有劳动的增量速度开始放慢，但仍是正增长，而资本形成的增量应当说很强劲，效率的提高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总的来说仍在提高。

《华夏时报》：对于真正实现十三五规划所确定的发展目标，您有何建言？

刘伟：千万千万不要忽略了实现十三五规划所要求的体制条件。实现十三五规划中的约束性目标和预期性目标，问题都不太大。实现规划中的经济指标，把握还比较大。但对于体制目标能否如期实现，我有较多忧虑，这包括市场化和法治化。这两方面如果差距比较大，将可能回过头来影响发展目标的实现。

体制改革有一个艰难的历史的过程，需要下决心加以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