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环保官员没有理由再说“不敢”

24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新法实际上是一次对环保部门的扩权。比如，加大了对于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明确建立了“按日计罚”制度，上不封顶，可以罚得倾家荡产；同时还建立了“黑名单”制度，在金融、信贷、证券等方面增加污染违法成本，并增加了“生态保护红线”的相关规定。人大常委们投了赞成票，就是通过立法扩大了环保部门的权力，使环保部门真正成为一个让污染企业敬畏的部门。

在这个以“放权和限权”为改革主旋律的时代，舆论也许反感对其他部门的扩权，但不会反对依照法律程序扩大环保部门的权力。深受雾霾之困的公众明白，没有一个强势的环保法及强法撑腰的环保部门，就不会喝到干净水，呼吸到清新空气。

当然，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一部坚硬的环保法，不一定就会有强势的环保部门。法律只是将权力写在纸上，用起来才会实现立法意图；条文不会自动运行，需要执行者在一起起个案中去激活它。立法者已经穷尽了最大努力修立了一部良法硬法，接下来就看环保部门的执行力了，千万不能将这部法律糟塌成一部束之高阁的“豆腐法”和“花瓶法”。

也就是说，有这部法律撑腰，环保官员没有任何理由再说“不敢”，“不敢”这个词应该永远从环保部门的辞典中消失。

一些环保官员时常认为自己身处“世界四大最尴尬的部门之一”，尴尬就在于，环境很糟糕，受到很多批评，自己却很无奈，因为面对很多破坏环境的违法现象，环保部门很无力。不少环保官员都抱怨，权力与责任是对等的，可自身手中所掌握的权力，不足以承担如此大的环保责任，无力为环境的恶化负责。环保官员得看无数人的眼色，市长的脸色，企业领导的脸色，相关部门的脸色。

这种自诩的“尴尬”下，“不敢”成为挂在一些环保官员嘴上的词。某地曝出了一起严重的污染事件，环保官员被媒体追问时，习惯性的回应是，污染企业是当地的纳税大户和龙头企业，是领导的座上宾，我们“不敢”对其进行执法，怕影响地方GDP。有时面对企业公开排污，环保部门也处罚了，可污染企业要么不买账，要么违法成本太低，不足以对其形成威慑。

面对排污大户，这也“不敢”，那也“不敢”，环保自然就失守了，公众当然非常不满。面对民众的批评，一些环保官员摆出的姿态也是消极退缩的“不敢”。今年全国两会一场小组座谈会讨论到雾霾问题时，全国政协委员、环保部总量司司长刘炳江坦言，现在在外面他都不敢说自己是环保部的司长。当雾霾锁城时，出门“不敢说自己是环保部门”的环保官员绝非少数。

这种种“不敢”，当然有不少推卸责任的成分，为自身的不作为找借口，怕得罪人，担心自己的乌纱帽受影响。不过，即使这些“不敢”说的是现实困境，随着环保法的修订，环保部门被赋予了强大的权力， “不敢”也就不再是借口。给环保部门这么大的权力，就是让其敢于出手，敢于向排污大户开刀。大权在握，如果环境还是一团糟，面对公众批评时，就别再 “不敢说自己是环保部门的”了，干脆引咎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