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平：混合所有制撬起改革大空间

作为中国建材集团及中国医药集团两家央企的董事长，在宋志平看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简称《决定》）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即意味着国企改革的路径可以向混合所有制发展，混合可以是国企的一种表现形式。

宋志平指《决定》第6条关于混合所有制经济实操性很强，为国企改革提供巨大的空间。

记者：《决定》出台后会给当前国企局面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宋志平：其实十五大就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但过去我们理解混合经济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一个融合的经济体。这次比较明确的是更浓缩，聚焦到混合所有制，聚焦到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民营资本交叉持股互相融合的企业，我也在想这既是因为国企改革实践涌现越来越多混合所有制企业，未来它也会是我国国有经济重要的实现形式和企业形态。

中国建材集团探索“央企市营”改革模式中有个公式，即央企的实力加上民企的活力等于企业的竞争力。混合所有制的提法概括和总结了我国目前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市场中高度融合的现状，它肯定了融合的意义，扩大了国企影响力，对于国企保值增值都有好处，而且，这种混合经济对我们参与国际竞争也有利，同时还能把民营企业的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市场活力引入国企，改变国企传统的行政管理色彩。可能绝大多数的国企、竞争领域的国企，今后走的道路都会是混合所有制的模式。

第6条确实让我们做国企的人眼睛一亮。我对混合所有制情有独钟，中国建材集团和中国医药集团都是充分竞争领域，这也是民营企业快速发展的领域，国有经济在充分竞争领域该怎么做？有人说统统退出。这不符合现状和国情，也做不到。

混合所有制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混合所有制里面国有经济以股东存在，和民企一样，只是企业出资人。如果我们进一步想，在企业里多了一种混合所有制模式，就不会像现在要么国有要么民营，现在国有控股企业含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国有相对控股在很多2020欧洲杯夺冠热门 里面，控股比例也不高，往往也是逐级控股的，把这样的企业视同国企也有些牵强附会，现在可把其视同国民共享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国有经济一部分依靠国企形式存在，一部分以混合所有制的形式存在，甚至一部分以民营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参股形式存在。《决定》鼓励民营资本参与改制，同时鼓励民营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也就是说，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有了突破，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交汇一个区域，出现了一种特定的混合制的公司形态，这种形态确定下来之后给下一步国企改革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记者：很多2020欧洲杯夺冠热门 ，已经都可以称作是混合所有制了？

宋志平：中国建材集团和中国医药集团都是典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国建材集团净资产620亿，其中200亿是国有资本，420亿是社会资本，从资本角度看国有成分只占1/3，国药也差不多。非充分竞争领域国有企业国有股权比例可能高点，但我们在充分竞争领域里面，国有股权就低得多。

其实国家的政策一直是鼓励用一定的资本吸引大量的资本发展，所以我们就是用一定的资本，通过上市增发吸引社会增量资本，发展过程中国有资本被稀释，比例稀释但绝对值增加，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增加，200亿国有权益控制600亿净资产，用600亿净资产又控制一个3000亿总资产的企业，国有资本的撬动力更大，保值增值也更高。最近这些年中国建材集团的资本收益率在20%以上，高过很多2020欧洲杯夺冠热门 ，对国家的净资产回报率在20%，高的时候30%，原因是国有资本金不多却撬动了大量的社会资本。

中国建材集团的例子就是一个靠混合所有制发展起来的例子，这几年我们整合水泥，水泥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过剩最好的办法就是市场整合，但是钱从哪里来，只能依靠社会资本。怎么个依靠法，一个办法是发股，但这些年股市不太好，另一办法就是给民营企业一定股权。现在整合起来的企业里成分既有股民的、也有民企的，解决了资金来源问题，也引入了民企的市场活力。

记者：有观点认为，中央这次决定会鼓励民营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参与国企改制，而且不只是在2020欧洲杯夺冠热门 或子公司，央企集团公司层面也会引入大量民营资本，这条路径可行吗？

宋志平：我理解这些做法的逻辑分几个层次，一是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包括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这是国家层面的改革，这是大前提。下面一个层次是国有资产监管的改变，管资产而不是管企业，这是国资委层面的改革。第三个层次是成立投资公司，就是为混合所有制上移提供条件，这是我们国企层面的改革。
　　按照现在的管理体制，国资委是监管机构，改革国有资本的授权管理系统，搭建投资公司。各个投资公司就可以作为出资人构建混合所有制企业。我在想将来可以有这样一个方式，一个国有投资公司下面都是混合所有制企业，也就是国有投资公司是国企，是100%国有独资的国企，而它投资的企业却都是混合所有制，其中有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参股的，甚至也会有特殊的情况，投资公司下面没有绝对控股的，全都是相对控股和参股的企业，那这个投资公司的作用就是保值增值，股权可以高度流动。

这样的国企如何保证控制力？欧美国有金股制度，即使国家在一些重要企业没有大股权，但是它仍有否决权，如果其他股东违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国家金股派出董事可以上报议会予以否决，这些也会是我们下一步可能要遇到的事情。

记者：《决定》决定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到2020年要将该比例提升至30%，会不会就此影响企业的投资能力？企业该怎么应对？

宋志平：我觉得从国企来讲，给国家股东上缴红利是应尽的责任。中国建材股份在香港上市8年来每年都分红，是把扣掉一些法定的公积金后的可分配利润的30%分给股东。现在国家要交的是按账面净利润，如果你账面产生30亿净利润，现在按15%上缴你就要交4.5亿，将来要近10亿。

国企上交利润30%，这个指标我们可以做到，思想也是通的，大方向是说国企要为国家做贡献。但是到底利润怎么交，还要大家去研究。同时也希望社会理解国企目前的社会贡献率和实际负债状况，一是贷款利息高，大量财务费用交给银行，二是税收比较高，以中国建材为例，去年中国建材2200亿收入，我们上交了150亿的税，我们公司资本金少，去年贷款利息80个亿，而净利润也才80亿。所以可见，利润只占这三项贡献的1/3，我们的社会贡献不单是利润。

记者：你在《决定》里还有哪些关注点？

宋志平：关于职业经理人的表述，我也特别关注。中国建材集团和中国医药集团都是董事会试点企业。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董事会是一把刀，但其执行层应该是职业经理人，应该从市场来，不应该再赋有行政级别，应该由董事会在市场选择合适的人。这些问题我们做过试点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在国企改革实行董事会试点我们只完成了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一半，另外一半就是职业经理人制度，所以这次在中央决议里把这个制度明确下来，而且要合理增加市场选聘，我认为非常好。

现在社会上对国企高管薪酬有些看法，人们觉得国企高管薪酬高，但是国企高管的实际薪酬远远低于民企外企高管平均收入。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实际上是把现在的国企管理层转化为职业经理人，同时新的职业经理人可以直接来源于巿场，从外资来或民企来都可以，当然职业经理人具有市场化流动性，也可能会被挖走。这也就把现在大家众说纷纭的国企高管层收入的窘境加以改变。这次职业经理人制度，包括市场选聘，为国企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