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燕谋：传奇水泥人物刘公诚

刘公诚，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国家建材局科教委顾问、国家一级工程师、著名水泥专家。1914年生于上海，1991年2月23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7岁。全国水泥界和各界有关人士都为之沉痛哀悼。刘公诚同志虽然走了，但他一生的传奇故事却长留人间，广为传颂。

一、出身豪门

刘公诚原名刘念悌。父亲刘鸿生是民国时期上海十里洋场数一数二的大富商，也是中国民族工业史上著名的爱国民族实业家。除创建火柴厂、纺织厂和水泥厂等实业外，他还开办仓库、码头和银行等服务业。刘鸿生一时被传称为“火柴大王”、“企业大王”；也有人说，谁若在上海不知道刘鸿生，等于是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可见，当时他在上海的名声显赫。

刘鸿生创办了宏大的家业，同时托起一个阔绰的家庭。他在上海的家设在一座占地15亩的刘家花园别墅里，家中佣人成群，出门保镖相随。家人平时购物不去一般商店，定期到供应欧美精品的永安公司，而且都在打烊以后。每当刘家汽车开到永安公司门口时，整个商场灯火通明，经理和营业员各就各位，都专为刘氏一家加班相迎。刘念悌就出生在这样—个家庭里，儿子中排行第六。

在刘念悌出生满月的宴庆会上，刘鸿生向到会的亲朋好友将这位新生的宝宝介绍为：“我的一条龙”，不加掩饰地表露出自己喜悦的心情与“望子成龙”的殷切期盼。刘鸿生深知“富不过三代”的道理，所以对刘念悌的管教从孩提时代起就特别严厉。聘请家庭名师，督导勤奋学习、遵守家规。在生活上绝不允许浪费奢侈，每月给1元零用钱，1分也不多给。刘家逢年过节都要向社会行善，每到旧历年末，要向穷人发粥票，凭一张票可到慈善机关领到一碗白粥。刘念悌经常跟着母亲出去散发粥票，目睹大批衣衫褴楼的穷苦人为了一张粥票而你争我夺，在幼小的心灵上深深地留下了社会不平的印象，产生了对穷苦人的同情心。严格的家庭教育使刘念悌养成诚实、勤奋、正直和节俭的品德，在家庭的行善活动中使他了解到旧社会人问不平等的一角，这些对他的人生道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就读名校

刘念悌14岁时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读高中。圣约翰大学是由美国教会圣公会于1906年在圣约翰书院的基础上创办的,后来又附设了中等学校。当时一些社会名流和达官贵人都愿将子弟送到这里就读，因此这个学校就成了上海市著名的贵族学校。父亲刘鸿生在青年时代曾在圣约翰大学读书，功成名就后捐巨款为该校修建一个设施齐全的现代体育馆。刘念悌与圣约翰大学还有这样一段父辈的历史情结。

在这所学校里，文化氛围比较活跃，可以读到各种思想的报章杂志。刘念悌十分喜爱阅读邹韬奋先生主办的《生活周刊》，深受教育，渐渐萌发出纯真朴实的爱国主义思想。经同学介绍，他在学校参加了《同志合作社》，这是一个以爱国、救国为宗旨的学生群众社团。在这里，刘念悌阅读到许多进步书籍，和同学们一起经常讨论各种救国、救民的道路。在讨论中，他认为朱德、毛泽东的革命道路能为穷人打天下，可以消除人间的不平等，十分符合自己的心意，从此在年轻的心灵上产生出对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主席的特别崇敬，深深地埋下了走向革命的“种子”。当时，在上海各处都是洋货充斥市场，从火柴到卫生纸都是外国货。《同志合作社》的同学们常常议论此事，对此都愤愤不平。在一次集会上，有位同学提议在学校开办一个国货商店，以实际行动来表示拥护国货，抵制洋货，获得了大家的响应。刘念悌自告奋勇地提出自己负责筹措开店的资金，得到了父亲的支持，筹得银洋三百元。从此，一个具有爱国色彩的国货店在圣约翰大学校园内破天荒地诞生。同学们都轮流值班售货，刘念悌在腰间围起白裙，也当起了售货员。国货店轰动了整个校园，天天顾客盈门，日日生意兴隆，大大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刘念悌从这里已开始有了爱国主义的行动表现。

1931年刘念悌高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这个学校有一个特殊的创办过程。清朝义和团起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八国联军出兵国家和其他有关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该条约除划分列强各国在中国驻军范围等丧权辱国的内容外，还规定清政府须向各国支付一笔数额空前巨大的“赔款”，该“赔款”习惯上称之为“庚子赔款”。美国政府将“庚子赔款”中分得的部分银两退还给清政府，同时规定将这笔钱用于派遣学生赴美国留学。为处理利用“庚子赔款”派遣赴美留学事宜，清政府于1909年成立了专门行政机构，即游美学务处。该处下设游美肆业馆，具体办理选拔和派遣等事务工作。为使学生赴美后能很快适应美国的学制和教学方式，游美学务处决定将肆业馆改为学堂，在这里对学生进行学前培训。1911年正式成立学堂，定名为清华学堂，这是一所典型的留美预备学校。学堂当时聘用了18位美籍教师，除中文外都由美籍教师授课，教学上完全照搬美国学校的制度。辛亥革命后，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继续发挥留美预备学校的功能。192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决定将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由留美预备学校改成国家的高等学校，清华学校有关派遣留美学生的任务转由教育部统一筹划。大学的领导和教师大都聘自美国学有成就的留美中国学者，学校主要采用美国大学的教学制度和方式，加之其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发展经历，所以国立清华大学从成立之日起就成为全国的著名高等学府。刘念悌进入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就读，从此决定了他的后半生与水泥工业有着不解之缘。

父亲刘鸿生的一位日本知己好友，见到刘念悌品学兼优，十分赏识，认为是一位难得的可造之才，于是极力主张刘鸿生将他送往日本深造。在父亲的督导下，1935年刘念悌在清华大学尚未毕业就东渡日本，考入日本国立帝国大学学习。该学校后来改名为国立东京大学，是日本的最高学府，出了许多日本国的政府高官和社会名流，在日本学界有着极高威望，日本青年都以成为该校学生而荣耀。刘念悌在帝国大学攻读化学专业，同时研究日本的政治和经济，还常常与同学们研讨中国的时局，接受进步思想。

刘念悌在青年时代有着优良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经历，这不仅使他打下了坚实的外文和专业知识基础，而且还培育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

三、投身革命

1937年7月7日，北京爆发日本军队全面侵占中国领土的“卢沟桥事变”。在日本的中国进步留学生个个义愤填膺，采用各种方式反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部分留学生毅然放弃学业回国，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刘念悌此时正在准备大学毕业论文，眼见祖国正在被日军铁蹄所蹂躏，处在存亡危机之中，爱国热情涌上心头，顿时热血沸腾，心急如焚，再也无法留在日本继续学业，毅然放弃获得日本帝国大学毕业文凭的机会，于7月9日匆匆搭船返回祖国，准备参加抗战。

刘念悌在中学时代就十分敬慕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主席。在大学和留学时期，一直关注着这两位伟人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不断阅读革命进步书籍。从日本回国后，他耳闻目睹中国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认为救中国的惟一希望只能寄托于朱总司令和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队伍，于是决定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刘念悌带着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给周恩来同志介绍自己参加革命的信件，从上海出发，经武汉到达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提出了去延安参加革命的申请。办事处工作人员从登记表上看出他是富家子弟，多次对他讲述延安生活艰苦，革命工作有生命危险，劝他三思而后行。刘念悌参加革命的决心毫不动摇，天天到八路军办事处去表示自己的心愿，坚持留在西安等待。半个月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同意把他送往延安。经过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历尽各种艰辛，于1937年冬天终于到达目的地。在赴延安途中，为表示要以公诚之心报效祖国，他特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刘公诚。

刘公诚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后，得到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热情鼓励。一个大实业家的儿子和年轻的日本留学生，抛弃了优越富裕的家庭生活条件，不怕艰苦和牺牲，投奔革命，这一义举在全国抗日青年中产生巨大影响，坚定了抗日的决心，不少青年以刘公诚为榜样走上了革命道路。

刘公诚参加革命后接受组织安排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赴上海帮助父亲刘鸿生摆脱日本人的胁迫和设法购置革命根据地所需的医疗药品。日本军队侵犯上海的“八•一三”战火中，刘鸿生在上海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和伤兵救护委员会会长，组织民众和率领全家男子冒着敌人的炮火在前线救护抗日将士，投身于全民抗战运动。上海沦陷后，他的庞大家业无法搬走，只得和家业一起留在上海。日本军军部鉴于刘鸿生在上海工商界的地位和名望，曾数次派人胁迫他担任伪商会会长，都遭到拒绝后欲寻机陷害。就在这危急的时刻，1938年年初，刘公诚从延安辗转香港来到上海，帮助父亲于1938年6月某一天的深夜，化装成危重病人，悄悄登上“俄罗斯皇后号”轮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使刘鸿生成功地脱离了险境。在父亲的支持下，刘公诚筹得一大批医药物品，设法转运到了延安。

从上海返回延安后，刘公诚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军事，同时讲授日本概论等课程，这些课程都很受学员欢迎。1938年一个秋天，他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斗争需要，整个入党过程都是秘密进行的。在秘密的入党宣誓仪式上，刘公诚激动得掉下了热泪，举起紧握的拳头，发出深藏内心的誓言：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要为中国革命事业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终生奋斗。

入党后不久，刘公诚被派往民国政府陪都重庆市工作。此时，父亲刘鸿生已由香港转往重庆，到敌后创办实业。刘公诚到重庆后即向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办事处报到，在办事处负责人钱之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虽有公开的办事机构，但其工作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不少革命同志受到迫害。在这白色恐怖条件下，为方便工作，刘公诚在重庆的公开身份是父亲所办工厂的职员，在这个身份的掩护下开展党组织交办的秘密任务。按党领导指示，他在重庆为刚开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募得一笔巨款，为革命根据地培养干部和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延安自然科学院就是国家重点高等院校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从这里培养出了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

1945年，经党组织批准，在父亲的安排下，刘公诚赴美国学习化学工程专业技术。水泥生产技术属化学工程中的一个科目。恰好美国一家水泥公司愿意接受进修，从此他开始了从事水泥专业的生涯。

1947年，刘公诚在美国学成后回到上海，在父亲创办的华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龙华工厂担任厂长，以资本家的身份组织水泥生产，又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开展革命工作。在这期间，他利用厂长的合法身份和家庭关系，保护了不少上海中共地下工作者脱离危险，成功地掩护过前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在解放前夕领导上海市的地下革命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后，国民党军队进驻龙华工厂，修筑工事，设岗放哨，企图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眼看水泥厂有毁于一旦的危险，工厂组织了以资方刘公诚和工会李夫廷为首的应变委员会与工人纠察队，开展护厂工作。在这危急时刻，不少高级职员打算离开工厂，看到刘公诚亲自留厂，昼夜值班参加护厂工作，也都留厂坚守岗位。刘公诚和工人们成功地保住了工厂，用一个完整的现代水泥工厂来迎接上海市的全部解放。

四、秘密党员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中共地下党员纷纷暴露共产党员的政治面貌，一夜间，一个学生变成革命干部，一个工人变成军管会成员，一个公司职员变成市政府领导。然而，中共中央党组织为了便于在工商业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却要求刘公诚继续保持资本家身份，不公开中共党员的政治面貌。这样，刘公诚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的国家中的一名秘密共产党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刘公诚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在上海市工商界开展统战工作。在抗美援朝中，他动员工商界人士捐钱献物，仅上海水泥业界就捐献了战斗机五架。在工厂民主改革运动中，他说服工商业者打消顾虑，积极合作，不当运动的绊脚石，要做运动的促进派。在工商业改造运动中，动员父亲争取对自家的企业尽早实行公私合营，起带头作用，推进上海工商界顺利完成改造任务。刘公诚在上海工商界非常活跃，团结进步人士开展各项活动，他有时参加工商界的话剧演出，还代表上海市工商界青年与著名京剧演员杜近芳等一道赴苏联参加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根据中共党组织授意，1952年，他在上海参加了以工商界人士为主体的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建国会，此后，其公开的身份除资本家外就是一位民主党派人士。1956年，刘公诚被调往北京，到建材部水泥工业研究院从事专业工作，在民主建国会担任中央常委，开展党的统战工作。无论在上海，或是在北京，他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有很大成绩。

解放后，资本家是剥削阶级，是改造的对象，群众都要与他们划清界限，防止“糖衣炮弹”的腐蚀。具有资本家身份的刘公诚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一直是忍辱负重地工作，还受到了各种冤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公诚因为是资本家而成为批斗对象，被关进了牛棚，每天扫地擦厕所。刘公诚严守党的纪律，即使是对最亲近的妻子，也不透露自己的党员身份。造反派不知从哪里听到他是秘密党员的消息，把他抓到研究院试验厂的一间小屋里，进行挑灯夜审，要他交待秘密党员的事实。刘公诚守口如瓶，坚决不说。造反派气急败坏，兽性发作，对他严刑拷打，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他依然坚贞不屈，严守秘密。造反派无可奈何，折磨到深更半夜只得将他放回家。从试验厂到家只有十分钟的路程，刘公诚拖着受伤的身躯，忍着剧痛，—瘸一拐地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家。刘公诚的资本家身份还牵连到他的妻子和孩子。“文革”期间，其妻徐景淑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在劳动中受到歧视和打击，心灵遭严重伤害。刘公诚总是对她说，这是个别人的行为，不代表党，以此进行安抚。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过程中，革命干部子弟有的去参军，有的到工厂，刘公诚的三个儿子，则不能参军，不能进工厂，连建设兵团的农场也不能去，后来去了内蒙古农村插队落户。让三个十岁刚出头的需要朝夕呵护的孩子，远离家庭到一个非常贫苦落后的地方去独立生活，作为他们的亲生父母，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是很难接受的。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做好一个秘密党员，刘公诚承受了许多不公正的遭遇。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10月，刘澜涛同志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正式公布刘公诚中共党员的身份。他说，由于历史原因，刘公诚同志的中共党员身份到现在才公开，他为党吃苦头，受委屈，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党是感谢的，人民是感谢的。此时，刘公诚做了30年秘密党员后，本人的政治身份一下子由资本家变成了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不失为一次传奇式的变化。

五、赤诚报国

刘公诚无论在做秘密党员时还是在公开党员身份后，始终都是按中共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克己奉公，勤俭节约，清正廉洁，赤诚报国。

1956年从上海水泥厂调到建材研究院工作后，按国家规定，工厂的工资额可保留，可是他不拿保留工资，只领取研究院评定的一级工程师技术级的工资，将高出技术级别工资的200多元保留月工资如数交给国家。“文化大革命”期间，三个孩子在内蒙古农村插队落户，后来不少干部子弟“上山下乡”后从不同地区纷纷返回北京，可是他们因为是资本家的儿子而不能回京，刘公诚也没有找任何关系去为孩子作回京安排。“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调到建材部工作，组织上规定他上下班可以用小汽车接送，但他坦然放弃这种待遇，坚持乘公共汽车往返，以一介平民为乐。

刘公诚在生活上非常节俭，布衣粗饭，度过平生。就餐时若有剩饭剩菜，一定留着下顿再吃，绝不浪费。平时很少买新衣，经常穿孩子们不穿的衣服。接待外宾时，常穿过去的西装。不抽烟、不喝酒，社会上的高消费从不沾边。他对公务交往中的大吃大喝等铺张浪费现象十分反感。

刘公诚在工作中公私分明，为政清廉。写私人信件时，从不用公家的信纸、信封。用公车办私事时，历来照章付款，十分认真。下厂蹲点时由于便秘，厂领导送一袋水果，他坚持付钱，毫不含糊。出差开会，会议上发的纪念品，他尽量推辞，推不掉的回来后全部交给党委。他对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单位出现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非常气愤。

刘公诚一生省吃俭用，从不向党组织提个人任何要求，却把自己的财产都献给了党和国家。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用个人积蓄捐献了一架战斗机。1956年，父亲刘鸿生逝世后，得到20多万元的遗产，在当时这是一笔惊人的巨款，他将这笔钱全部献给了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帮助国家渡过难关，将家中的珠宝首饰和珍贵文物也都交给了政府。不仅如此，后来他还动员妻子徐景淑女士将她父亲留下的14件家传古物都捐献给国家，这些古物都是稀世珍宝，有些属国家一、二级文物，现都珍藏在上海博物馆。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批斗，下放劳动改造，工资停发，每月只给20元生活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落实政策，工作单位补发工资五万多元，他把这笔巨款也全部交了党费。

1982年刘公诚作为优秀共产党员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党员群众评选为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

六、专业有成

刘公诚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和很高的外语水平，懂英文、日文和德文等多种外语，而且工作态度非常认真，凡事都要首先深入调查，然后悉心分析。为研究提出一个建议，往往彻夜不眠，为中国水泥事业尽心尽力，做出了许多贡献。

解放初期，他带领上海水泥厂的技术人员研制成功粉煤灰水泥，这是一个硅酸盐水泥新品种，开创了我国利用工业废渣制造水泥的先例，为中国水泥工业多品种多标号产品结构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开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该水泥品种已大量推广，成为中国通用硅酸盐水泥六大品种之一。随着生态水泥工业的兴起，将会得到更加广泛地生产和应用。

刘公诚与父亲和兄长一起在上海水泥厂培养出一大批水泥专业管理和技术人才。从1953年开始，这些人才被大量调往中央建材管理部门机关、水泥设计和科研单位以及新建或扩建的水泥企业。如当时全国著名的重点企业大同水泥厂、湘乡水泥厂、巢湖水泥厂、中国水泥厂和湖州水泥厂等都调入了上海水泥厂的人才，他们在工厂建设和生产过程中都发挥了主力作用。刘公诚作为上海水泥厂厂长，为共和国成立后水泥工业的快速发展作出了贡献。

1956年，刘公诚在水泥工业研究院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水泥物化室。他亲自动手筹办仪器设备，建立实验室，培养各方面人才，规划学科设置，开辟了硅酸盐和铝酸盐两大类水泥的理论研究领域，确立了一系列物化测试方法，使物化室在水泥熟料化学和水化化学方面拥有丰富的技术积累。在这基础上，水泥物化室在改进水泥技术和开发水泥品种方面取得很多科研成果，发明了自应力铝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和铁铝酸盐水泥，在水泥新品种的科学研究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20世纪70年代初，贵州某重型机器厂工地采用铝酸盐水泥混凝土制作的梁柱发生重大质量事故。建材研究院领导指定刘公诚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在工厂工地进行调查研究，在实验室开展一系列物理化学测试，最终找出事故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工程补救办法，解决了事故问题，获得工程部门领导的称赞。通过这次事故的解决，刘公诚进一步总结出铝酸盐水泥在工程中合理的使用办法，这对今后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具有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央建材主管部门领导将他借调到机关从事“小水泥”工作。从1971年到1977年，他参与多次全国“小水泥”现场会议的筹备工作。他冒着高温和粉尘，不怕艰苦和疲劳，常常深入企业现场作调查，对“小水泥”企业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革新成果和管理方法进行总结和提高，和其他同志们一起整理汇编成册，在会议上散发交流，用以指导“小水泥”企业的技术进步。刘公诚在我国“小水泥”的提高质量、降低消耗和减少粉尘污染等方面都有显著业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刘公诚被正式调到建材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作。他在全国水泥老厂改造、新品种水泥生产、节省能源、加强企业管理和技术引进等方面提出过有价值的建议，有力地推动了水泥工业的健康发展，其中有些建议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在制定建材工业技术政策中，他由于贡献突出而获得国家嘉奖。

刘公诚不仅做党的工作，又从事科学技术工作，既是“三八”式革命老干部，又是科技专家，他对党的革命事业、中国水泥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刘公诚在一篇日记中写道：“作为一个党员，在对祖国和党的事业这本账上，只有支方没有收方，我们不要做那种与党讲收支平衡的商贩，而要做祖国的赤子，要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人民。”他已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刘公诚传奇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他按照改名时的信念，一如既往地以公诚之心报效祖国，这是一笔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他所焕发出的光辉，是中国水泥发展史上一个耀眼夺目的亮点，永远照亮着人们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