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水泥网：水泥史话之 —— 刘公诚

1925年，为抵制日本水泥的恶性倾销，国产“象牌”水泥（上海水泥厂）联合“马牌”水泥（唐山启新洋灰厂）大战日本龙牌水泥，经过几个回合的激烈较量，在借助“抵制日货、倡导国货”的爱国风潮中，强势的日资龙牌水泥羽铩而归。这一段轰轰烈烈的水泥“抗日战争”也成为后人的佳话。

1914年，刘公诚就诞生在上海一个“谁若在当时不知道刘鸿生，等于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的名声显赫之家，刘公诚原名刘念悌，刘鸿生的第六子。父亲刘鸿生是民国时期上海十里洋场数一数二的大富商，上海水泥厂就是他父亲创办的。刘鸿生一生涉足十几个行业，被誉为当时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毛纺织业”、“水泥大王”，名动全国。

民国时期，刘鸿生创办的宏大家业托起了一个阔绰的家庭，占地15亩的刘氏花园别墅内，佣人成群，保镖相随；家人购物不去一般商店，定期到供应欧美商品的永安公司，每当刘家汽车开到永安公司门口时，整个商场的经理和营业员各就各位，专为刘氏一家相迎服务。

从孩提时代起，刘念悌就在专门的家庭教师指导下努力学习，生活上父亲绝不允许他浪费奢侈，每月给他1元零用钱，1分不多给，1分不少给；刘念悌的几个哥哥也大都被送往美英等国留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刘家逢年过节都要向社会行善，每到旧历年末，都要向穷人发粥票，一张票可到慈善机构领一碗白粥喝，小时的刘念悌经常跟着母亲出去散发粥票，当刘念悌目睹大批衣衫褴楼的穷苦百姓为一张粥票你争我夺时，深刻体会到当时社会的不平等和下层人民生活的艰辛，小小的内心里深藏着对穷苦人民的无限同情。

早年严格的家庭教育使刘念悌从小养成了诚实、勤奋、正直的品德，而家庭的行善活动更丰满了他的人生观，强化了他为国为民的忧国意识，多维的视角在感触着灰暗的世界。

14岁时，刘念悌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读高中。当时，该校是上海社会名流和达官显贵子弟就读的贵族学校，在这所文化氛围比较活跃的学校里，刘念悌十分喜爱阅读邹韬奋先生主办的《生活周刊》，深受其影响，萌发出朴实的爱国主义思想，并在学校参加了以爱国、救国为宗旨的《同志合作社》。

在进步书籍的濡染中，刘念悌经常和同学们讨论各种救国救民的道路。在讨论中，他认为朱德、毛泽东的革命道路能为穷人打天下，可以实现国家民族的富强，与自己爱国救民的愿旨十分契合，由此在年轻的心灵中产生了对朱德和毛泽东的崇敬之情，埋下了走向革命的“种子”。

1931年，刘念悌高中毕业，以优异成绩的考入了国立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开始了他后半生与水泥工业的不解之缘。1935年，刘念悌即将在清华大学毕业时东渡日本，考入日本国立帝国大学进一步深造。

1937年7月7日后，正在日本留学的刘念悌，眼见祖国正在被日军铁蹄蹂躏，随时处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刘念悌心急如焚，再也无心留在日本继续学业，毅然于7月9日匆匆搭船回祖国，准备抗战卫国。

中学时代，刘念悌就十分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从日本回国后，他决定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带着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给周恩来同志开的介绍信，从上海出发经武汉到达西安。半个月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把他送往延安。长途跋涉后，于1937年冬天到达延安。在赶赴延安途中，为表示要以“公诚之心”报效国家，他特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刘公诚。

刘公诚到达延安后，得到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鼓励。一个身为大实业家的儿子并在日本留过学的高材生，毅然抛弃优越的家庭生活，不怕艰苦和牺牲，投奔革命，这一义举在全国抗日青年中产生巨大影响，当时不少青年正是以刘公诚为榜样走上了革命道路。

刘公诚参加革命后，接受组织安排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赴上海帮助父亲刘鸿生摆脱日本人的胁迫和设法购置革命根据地所需的医疗药品。在日本军队侵犯上海的“八一三”战火中，刘鸿生当时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和伤兵救护委员会会长，组织民众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在前线救护抗日将士。上海沦陷后，刘鸿生的庞大家业无法搬走，他只得和家业一起留在上海。日本军军部鉴于刘鸿生在上海工商界的地位和名望，曾数次派人胁迫他担任伪商会会长，都遭到刘鸿生的严情拒绝。就在这危急时刻，1938年年初，刘公诚从延安辗转香港来到上海，帮助父亲于1938年6月逃离上海前往香港，使刘鸿生成功的脱离了险境。在父亲的支持下，刘公诚筹得一大批医药物品，设法转运至延安。

从上海返回延安后，刘公诚安排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军事，同时给其他学员讲授日本概论等课程。1938年，刘公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不久，刘公诚被派往民国政府陪都重庆市工作。此时，父亲刘鸿生已由香港转往重庆，到敌后创办实业。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虽有公开的办事机构，但其工作仍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不少革命同志受到迫害。在这白色恐怖氛围下，为方便工作刘公诚在重庆的公开身份是父亲所办工厂的职员，以这样的身份开展党组织交办的各种秘密任务，重庆工作期间，他为刚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募得一笔巨款，为革命根据地培养干部和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做出了重要作用。

1945年，经党组织批准，在父亲安排下，刘公诚赴美国学习化学工程专业技术，并在美国一家水泥公司进修，正式开始了他从事水泥行业的生涯。

1947年，刘公诚在美国学成后回到上海，在父亲创办的华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水泥厂前身，1920年创办）担任水泥厂厂长。在这期间，他利用厂长的合法身份和家庭关系，保护了不少上海中共地下工作者，成功地掩护了一大批上海市地下领导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后，国民党军队进驻龙华工厂，修筑工事、设岗放哨，企图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眼看水泥厂有毁于一旦的危险，刘公诚成立了工厂应变委员会，组织开展护厂工作。当时不少高级职员准备离开工厂，看到刘公诚亲自留厂守护，昼夜值班工作，也都受他感染继续留厂坚守岗位。在刘公诚的诸多努力下，一座完整的现代水泥厂终于获得了保全，为新生的共和国保存了工业力量。

上海解放后，中共中央党组织为了便于在工商业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要求刘公诚继续保持资本家身份，不公开中共党员的政治面貌。共和国成立初期，刘公诚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在上海市工商界开展统战工作，在抗美援朝中，他动员工商界人士捐钱献物，仅上海水泥业界就捐献了五架战斗机；在工厂民主改革运动中，他说服工商业者打消顾虑，积极合作；在工商业改造运动中，动员父亲尽早把企业实行公私合营，起带头作用。

1日，上海水泥厂公私合营后，他继任厂长。在此期间，刘公诚研制成功了抗冻性、和易性优良的引气水泥，首创粉煤灰水泥，使水泥产量提高25～30％，粉煤灰水泥开创了我国利用工业废渣制造水泥的先例，为中国水泥工业多品种多标号产品结构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1956年，刘公诚在水泥工业研究院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水泥物化室。他亲自动手筹办仪器设备，建立实验室，培养各方面人才，规划学科设置，开辟了硅酸盐和铝酸盐两大类水泥的理论研究领域，确立了一系列物化测试方法，使物化室在水泥熟料化学和水化化学方面拥有丰富的技术积累。在这基础上，水泥物化室在改进水泥技术和开发水泥品种方面取得很多科研成果，发明了自应力铝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和铁铝酸盐水泥，使当时我国在水泥新品种的科学研究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952年，他在上海参加了以工商界人士为主体的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建国会，此后，其公开的身份就是一位民主党派人士。1956年，刘公诚被调往北京，在建材部水泥工业研究院从事水泥专业工作，调到建材研究院工作后，按国家规定，他在上海水泥厂的工资额可保留，但刘公诚并没有拿他的保留工资，只领取研究院为他评定的一级工程师级别的工资；并乐于乘公共汽车往返上班，尽量少用单位的小汽车接送。

1956年，父亲刘鸿生逝世后，他将20多万元的遗产全部捐献国家，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帮助国家渡过难关，他将家中的珠宝首饰和珍贵文物全都捐献给政府。不仅如此，后来他还动员妻子将她父亲留下的14件家传古物捐献给国家，这些古物都是稀世珍宝，有些属国家一、二级文物，现珍藏在上海博物馆。

1971年到1977年，他断断续续的多次参与全国“小水泥”会议筹备工作，常常冒着高温和粉尘，深入企业作现场调查，对“小水泥”企业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革新成果和管理方法进行总结和提高，和其他同志一起整理汇编成册，在会议上散发交流，用以指导“小水泥”企业的技术进步。刘公诚为我国“小水泥”企业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和减少粉尘污染等方面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刘公诚因为是“资本家”而成为批斗的对象，时常关进牛棚，每天扫地、擦厕所；刘公诚“资本家”的身份牵连到妻子和子女。“文革”期间，妻子徐景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心灵遭严重伤害。“文革”结束后，刘澜涛同志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正式公布刘公诚中共党员身份，工作单位也给他补发工资五万多元，但他把这笔巨款全部作为党费上缴。

1986年，他以国家建材局科委副主任的身份，参加上海水泥厂技术改造方案论证会，在他的支持和专家的论证下，停建一座湿法窑，改为引进丹麦一条日产2000吨干法生产线，使上海水泥厂的生产技术水平取得显著进步。

刘公诚生活上布衣粗饭，节俭度平生，平时很少买新衣，接待外宾时，常穿过去的西装，社会上的高消费从不沾边。

刘公诚工作中公私分明，为政清廉。给私人写信时，从不用公家的信纸、信封；用公车办私事时，历来照章付款，十分认真；出差开会，会议上发的纪念品，他尽量推辞，推不掉的回来后全部交给党委。

刘公诚的一生是为中国繁荣富强奉献的一生，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他都坚守改名时的信念，一如既往地以公诚之心报效祖国，矢志不渝。在坎坷中，忍辱负重，心念国家。在恢复工作后，更是殚精竭虑，兢兢业业。

正如刘公诚在一篇日记中写到的：“作为一个党员，在对祖国和党的事业这本账上，只有支方没有收方，我们不要做那种与党讲收支平衡的商贩，而要做祖国的赤子，要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