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重组是中国企业打造“升级版”的重要途径

国内外的企业发展实践证明，并购重组是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转型升级的有效手段。如今，并购重组的主客观条件已与以往大不一样，在市场经济体制、宏观调控政策、资产组织形式、资金数量结构、生产要素构成、法律法规和观念意识等方面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调整再调整，重组再重组的企业发展规律没有变。并购重组没有止境。

一、并购重组是国有企业调整结构的重要途径

国有企业尤其中央企业一直把并购重组作为一项重要的改革发展任务来落实。2003年，中央企业196户，到目前已调整为115户。地方国资监管的企业也由2010年的9600多户调整合并到目前的8900多户。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更多的是转型升级的变革。

当今，人类社会正迎来一场宏大技术变革的曙光，前不久，国际权威机构发布了一个报告。报告指出，无线充电汽车、3D打印、高度海水淡化、自动修复材料、纳米药物、第四代核反应堆等10项高新技术将在2013年取得决定性进展。这场“技术地震”，势必推动能源、医药、环保、制造业等领域取得不可低估的进步。全球范围内多点突破、交叉汇聚的科技浪潮，以及新技术的逐步成熟与加速应用，使得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从“初露端倪”到“轮廓清晰”，从“孕育兴起”到“其势渐成”，其中蕴含着一系列革命性变化，包括企业的并购重组与产业的转型升级，将对企业竞争力、行业竞争力、国家竞争力产生深远影响。

以被未来学者广泛描述的新型数字制造技术为例，应用3D打印可以在一定约束下随意生产制作个性化产品，实现定制制造模式的大规模化。这种制造模式一旦出现，目前盛行的“集中生产、全球分销”的产销组织方式将随之演化为“分散生产、就地销售”新兴方式。据此，有专家预测，相比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模式，数字化制造模式的原材料使用，仅为传统生产方式的1/10，能源消耗、生产成本等将大大降低；通过网络平台直接定制则使交易费用几乎为零；分散生产、就地销售，大量节约流通成本。传统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源能源消耗的比较优势，在技术创新和智慧创意等新的核心竞争力冲击下将会丧失殆尽。由此，眼下备受危机困扰的发达经济体在经历了“工业化”和“去工业化”两个历史阶段之后，将完全可以通过“再工业化”战略实现重构制造业产业链和再造高附加值环节的双重目的，进而完成其后危机时代的经济转型。其实现上述意图的重要基础，就是目前所拥有、未来也仍将具有领先优势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而并购重组恰恰是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的重要途径。

二、并购重组是国有企业做强做优的内在要求

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一系列颠覆性变革，不应仅仅局限在技术基础、生产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方面，更深层次的是制度和管理方式的变革，是资源配置机制的变革。前两次工业革命出现了工厂制和现代公司制，未来是否会有新的企业制度出现，企业和消费者之间是否还仅仅是生产者和购买者的关系，未来员工与企业即人力资本与货币资本之间的关系又会是怎样的，生产要素内涵和外延的扩张，各类要素在创造优秀商业模式中的作用怎样发挥。面对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可寻。可以说，全世界都在变革，各类资源要素都在重组，各类企业都站在一条新的起跑线上，探索符合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特征的管理变革和制度创新之路，离不开世界范围内的并购重组，中国企业必须加快从要素驱动发展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变。

我国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区间，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刘易斯拐点”等现实挑战，经济也进入较低增速，应抓住转型升级这一重大契机，不断突破自身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进结构调整。可以说，现在是实施并购重组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最好时机。实践证明，并购重组是国有企业做强做优的重要方式。以中海油为例，在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11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海油2010年排名162位，2011年上升到101位。2013年第一季度，中国海油累计实现利润335.5亿元，同比增利12.4亿元，其中新并入尼克森公司增加利润9.6亿元。今天，中国成为全球并购资本第四大来源地、约占全球并购的10%左右。

三、并购重组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

对未来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预测与判断，给予中国企业乃至热衷主导经济发展的各级政府的重要提醒，就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已经到了时不我待的关键时刻，必须尽快放下传统思维和狭隘的既得利益，尽早放弃期待外需复苏缓解传统产能过剩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紧紧抓住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的危中之机，把转变职能的任务作为自觉的行动，把不该管的微观事项坚决放给市场、交给社会，在促进民间投资、扩大就业、提高企业竞争力、激发经济社会活力等方面多做符合市场规律和民心民意的实事好事，通过调动广大企业经营管理者和科技人员的创造性、释放亿万群众的积极性，不断激发中国经济的创新潜力和市场活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切实打造出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当前国有企业出现的许多问题，呼唤着深化改革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体制机制障碍。如一些国有企业的效益支柱企业的持续增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石油石化企业天然气业务受进销价格倒挂影响亏损持续加强，化工业务因价格低迷盈利状况不稳定，通信企业语音和短信业务呈下降趋势，利润增速有所放缓，煤炭企业因煤价持续小幅下跌，效益出现多年未见的下滑。部分行业企业困难加剧并趋于长期化，水运、钢铁、有色金属、航空、建材等企业均面临产能过剩、产品价格持续低速或短暂复苏后再次回落的局面。企业好坏分化，一些企业效益转好的势头可能出现反复。

四、并购重组是国有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客观要求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大幅提升，但是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一是资源的利用总量不断增加，对外依存度逐步提高。据统计，2011年我国总能源、原煤、石油、粗钢、精炼铜、电解铝等矿产资源消费量分别达到34.8亿吨（标煤）、24.9亿吨（标煤）、4.5亿吨、6.5亿吨、786万吨和1724万吨，除石油消费量位居世界第二外，其他均为世界第一。石油、铁矿石、铜、钾盐、铝等产品的对外依存度都超过了50%。除原油进口量仅次于美国外，其他进口量均为世界第一。二是资源的利用效率相对偏低。2010年我国的单位GDP能耗为同期美国的2.7倍、日本的4.5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三是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水资源污染严重、空气质量不断下降，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等主要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不断增加。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强化节能减排，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行业准入标准，进一步压缩了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行业的生存空间，促使企业通过关停并转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

总而言之，转型升级时不我待，并购重组仍需加快。中国企业要进一步认清面临的风险挑战与战略机遇，尽早放弃期待外需复苏缓解传统产能过剩这种不切实际的思想，紧紧抓住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的危中之机，把转型升级的重任作为自觉的行动，不断激发中国经济的创新潜力和市场活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切实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加大国有企业资源整合、兼并重组力度。指导企业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广泛引进各类资本，拓宽融资渠道，加快实现股权多元化，重点是培育和引进战略投资者，设立和发展产业基金，尽量释放改革红利。如果说前一段的国企改革是创造红利的话，那么，今后国企改革的重点就是释放红利，让全民共享。要加快完善近年来实施的有利于企业开展资产剥离与兼并重组的政策，鼓励企业尽快剥离非主业、非战略性资产。落实和完善2002年8部委的853号文件，如在中央企业加快推进国机集团和中国二重的联合重组，继续推进中外运长航所属长航凤凰、长航油运和长航重工以及中钢集团的重组脱困工作，完成中冶集团葫芦岛有色破产重整工作。加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继续推进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厂办大集体改革。

——重新核定企业主业、全面梳理企业投资计划。如没有界定为主业的房地产业务继续清理，加快整合退出的进度。坚决制止非主业投资。督促企业加大低效无效资产的处置力度，抓紧清理长期不盈利、不分红和缺乏控制力的企业和项目，妥善处理好低端过剩能力。鼓励企业巩固和加强产业合作关系，如加强水运与货主、钢铁与机械、煤炭与发电、矿产与冶金、电讯与电子等企业之间的供需对接，缓解亏损企业和困难企业市场需求压力。完善中央企业与各类企业的交流合作平台，以搬迁改造、腾笼换鸟、开发区建设为重点，不断总结和积累央地合作经验，打造各类企业公平竞争、互利共赢的局面。

——对于产能过剩的大项目投资，严格控制投资节奏。积极协调企业竞争与合作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如强化交通运输、通信、建筑、建材等企业的市场协同，减少同业无序、无效益竞争。又如，对电力行业，社会最为关注关心的问题是，落后煤炭产能的淘汰会不会影响电煤供应，包括煤量、煤价、煤质等多维度的考量。将淘汰落后煤炭产能交给市场，离不开并购重组这一有效形式。同时，要坚决防止变相盲目投资。在企业并购重组中，要防止变相盲目投资，特别是借转变发展方式和企业转型升级之名，投资并购与主业不相关的业务，盲目投向能源、矿产资源、金融证券和房地产、煤化工等热点领域。进一步加强非主业投资项目的管理，近期内，根据经济发展状况，严控企业非主业投资，企业并购重组投资活动必须以战略规划为导向，紧紧围绕主营业务，与企业战略相匹配，避免盲目向上下游产业、相关产业过度延伸。

——加强政策引导，鼓励企业跨行业跨区域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利用市场倒逼机制促进优胜劣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又一次强调“鼓励企业跨行业跨区域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又一次释放了一个重要的国企改革信号，最重要的是鼓励国企和民企双向并购重组。现实上是各类企业可以借助合并重组的方式，进入到一些原本可望而不可即的行业。这并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而是双方获益。必须把国企和民企放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看，才能更容易凝聚共识。大多数中小微企业依旧承受着较大的税费压力，融资难问题虽有所缓解，但融资贵已成为新挑战。与大中型企业7%?8%的融资成本相比，小微企业10%?12%的比率实在太高了。应考虑从顶层上设计更有利于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合理税负架构，为企业发展创造更为宽松的外部环境。在资本、土地、矿产等资源方面给予市场更多话语权，抓紧在市政、能源、电信、铁路、金融等领域落实一批具体项目，扩大民间投资比重。在企业内部治理方面，国有企业要注重发挥无偿划转、协议转让等内部治理手段的整合作用，促进国有资本在国资体系的优化配置。近几年在企业国有产权流转中，内部重组所占比重较大，要进一步引导国有企业扩大资源重组范围，积极利用产权市场的阳光平台吸引各类社会资本，梳理国有企业尤其中央企业的主营业务，努力打造核心主业。

——加强财金政策协调。从当前看，营业税改增值税、资产重组收益和资产评估增值税收、财务公司与2020欧洲杯夺冠热门 关联交易管理政策、境外外汇资金集中管理政策、施工企业质保金问题、铁路工程停工损失补偿问题等政策，都会对国有企业尤其中央企业实施并购重组和经营效益发生较大影响。需加强政策协调，为企业并购重组增长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实施条件。要加快实施购并重组中的产融结合和产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的战略，如企业集团公司与信达、长城、东方、华融等四个资产管理公司的关系，与主要从事资本运作的资产管理公司，如诚通控股、国新公司、国开投等以及地方上的北京控股、天津泰达等公司产权和业务关系。特别是在资本化、市场化、产业化、信息化的过程中，劳动、资本、土地、信息、技术、专利、经营、管理以及商誉商标等生产要素如何优化配置发挥作用，要尽快制定出台相应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