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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实业为何最终会逐渐消失?

    在如今绚烂的楼市、股市泡沫下,未来中国的实业的消失之路却悄悄地走得如此清晰可见。

    刚刚出炉的2014年12月官方制造业PMI降至18个月低点,50.1%的数值已经逼近荣枯线,而同期汇丰制造业PMI终值也降至49.6%,为7个月来首次跌破荣枯线。

    房地产面临人口结构拐点和高库存重压,制造业受制于产能过剩、高杠杆和平淡无奇的外部需求,这些都使实体经济背上了沉重的镣铐。

    中国的实业或将最终逐渐消失。

    中国持续用货币推动资产价格,将会使实业走向空心化之路。

    2008年底中国货币供应总量47.5万亿,2013年末达到110.6万亿,2009年到2013年中国高达63万亿的货币供应远超1949年到2008年五十九年货币供应总量,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30年以来一直保持着相当的GDP增长速度,这些病态增加的货币肯定大幅超过了经济实际需要的货币。而这并未引起显然的通胀。

    中国2014年四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在即,高盛中国资深宏观经济学家宋宇发布报告预计,四季度通胀仍保持低位。2014年中国保持了低增速,低通胀的大格局。高盛并预计,2015年中国经济仍保持通胀低迷状态。

    这是因为之前的天量货币并未流通起来,大部分进入了大部分流向了打造城市的房地产、国企垄断的基本建设项目、开发资源的重化产业上,现在又转向了A股一部分,才促使了A股自去年末而来的疯牛市场。

    这样形成的通胀是隐性的,这使得中国经济金融化。经济学家如松表示,无论隐形也好,表观也罢,最终都会使得实业空心化。

    因为任何一个企业的综合成本都是由通胀决定的,而产品价格是有供需关系决定的,所以,产品价格永远跑不赢通胀,最后就会挤压实业的生存空间。预计今年,阿根廷的玉米种植面积会减少两至三成,就是这个原理,因为通胀推升了种植业的成本;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约十年的时间,轻、 重工业产量减少了一半左右,也是这个原理,如松表示。

    同时,中国在过去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欠债很多,环保债、养老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现在该是还债的时候了。

    首先是环保债,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GDP直线攀升,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同时,我国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

    中国的环境现状就像一个全力奔跑了多年的巨人已经累得伤及自身元气,必须要好好休息调养才能恢复健康。

    一部分高污染高能耗工业企业将被淘汰。产业转型升级将给实业带来压力。企业生产成本要多上一笔“环保费”。

    燃油消费税两次提高,也以环境治理的名义,这些都推高企业的成本。

    然后是养老债,现在正在进行养老改革,去年年末,机关事业单位与城镇职工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已获通过,这也意味着养老金双轨制将进行改革。这次改革的改革成本约为9.1万亿,相当于全国一年财政收入。

    随后,或将全面展开,大部分都要提高企业和个人的缴交标准,进一步提升企业成本;

    知名经济学家如松表示,企业效益下降,工资收入受限,压制了国内消费的能力,让消费萎缩,挤压企业的生存空间。

    中国国家管理效率太低,税负高企不下。

    中国行政管理效率严重低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机构林立。中国行政机关十分庞大,并且职能交叉,机构重叠。省、市、县政府下设几十个厅(局),厅(局)下设多个科室,致使某些事多个部门管,某些事根本无人管。

    二是人浮于事。当前,人浮于事不仅表现为工作人员多,而且表现在领导干部多,虚职、副职过多,造成了职务贬值,有职无责,有职无权。领导职数过多,一方面容易助长官僚主义,上情不易下达,下情不易上送,人为地阻碍了政令的畅通;另一方面,形成了多头领导,重复指挥,严重影响了行政管理的顺利进行。

    三是程序冗长。少数领导片面强调政策性,对于职权范围内的事,往往事无巨细,都要通过“集体领导”、“民主评议”,形成无休止开会讨论、长时间议而不决的循环公式,以致经常错过时机,贻误工作。

    四是批文拖拉。审批程序相当复杂,从申请单位到主管部门,再从主管部门到分管口子,然后再报同级有权审批的行政部门,其中有很多中间环节只是起了传送带的作用,增加了传递时间。基层想办一件事,少则要盖三五个公章,多则要盖十几个公章,往往是慢条斯理,按部就班,少则数月,多则几年。

    五是会海难填。有部分同志认为,只有开会才能贯彻上级指示,会议开得规模大、级别高,才是“领导重视”。由于会议多,就无法形成有效的决议,就顾不上抓落实,开会就成了形式,就成了浪费人力、物力、财力的重要渠道。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由各级政府召开的会议不少于一亿个,每天30万个,仅会议差旅费每年就达500亿元之多。

    在经济的高速发展期,财政收入高速增长,这种压力还不明显,当经济减速的时候,财政压力显现,就会变相推动税负比例的上升。我们看到,日本俄罗斯都在减轻企业的税赋,但中国很难减税,这是国家管理效率的差别。

    另外,经济越下行,中国政府就会将紧缺的生产要素越向国企倾斜。

    国企作为中国长子势必挤压私人企业的生存,可私人企业一般从事的是制造业,压力就会加大。国企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上游(电力、能源、基础材料、水、土地等),会依靠垄断的优势严重地挤压下游。而这也使得中国实业连最后的止渴之鸩都要少一点。

    这是从产品过剩到产品短缺的过渡过程。国家管理水平低、货币滥发不断加高企业的成本,国内外产品价格严重倒挂,这是商品短缺的原因。

    如松说,在这样的周期,只有从事商业才是机会,前些年中国全民房地产,实际上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抗战胜利前后的六七年,出现一个完全可以和前些年的全民皆房地产想比拟的时代,就是全民皆商,原因也就是如此。

    在如今绚烂的楼市、股市泡沫下,未来中国的实业的消失之路却悄悄地走得如此清晰可见。


    [责任编辑:G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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