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龙：政府过度干预经济造成产能过剩

第十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于2016年7月2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杨瑞龙出席并发言。

以下为会议实录：

杨瑞龙：非常感谢会议主办方的邀请。我发言的题目“走出高增长依赖症下结构调整的困境”。

第一个问题，谈谈为什么总是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中左右摇摆。或者说为什么调结构老是雷声大雨点小，总是落不到实处。调结构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特别是2008年危机以后的4万亿计划，尽管2009年3月迅速反弹，但是4万刺激计划带来了诸多的后遗症，大量刺激资金流向了国有控制的重化工业部门，这样导致过剩产能更加严重、结构更加扭曲。4万亿的刺激计划并没有影响实体经济，大量流向房地产，导致房地产泡沫。

房地产泡沫进一步挤压了实体经济，更为重要的是2008年以后传统经济增长要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2008年前的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工业化红利、高储蓄等等，我们归结为传统增长要素。2008年以后，传统增长要素程度不同地衰减，从而导致了现在的潜在增长率的下行。假如没有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国经济也可能到一个拐点。如果我们判断最近经济增长的下行主要是源于潜在增长率的下行，中央对于新常态的判断，这种下行是源于潜在增长率的下行。如果是这样，学过宏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这时候采取刺激计划，无助于财富增长，反而产生资产价格泡沫化。所以这两个都可以证明结构调整重要，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中大家都没有疑问。但为什么大家取得共识的问题，我们在实际中无法得到有效进展。

原因在于，我们所讲的结构是表象，背后反映的是利益结构，这种利益结构和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有关。换句话说，当前面临的机构是既定增长和体制模式下的一种利益结构。如果要用人为调整，在转型中一定是有一个对增长有负效应。这时候往往表现为行政手段，关停并转来调结构，短期效应一定是需求下行，特别是政府投资需求下行，这就带来增长巨大压力。中国传统模式中存在着高增长依赖症，我们国家之所以对速度非常在意，原因在于在既定体制下对速度有很高的依赖症，我们采用非均衡的增长模式和发展战略，要求用一定的速度来维持体制模式，类似润滑剂一样，不是我们喜好速度、不是偏爱速度，是因为如果要维持这样的改革模式和发展模式必须要运行这样一个速度。当有速度的时候可以批评速度，但当没有速度的时候，我们体制的自我循环系统会发生严重变异。

假定我们连续用行政手段导致投资下行，速度进一步下行，可能就业会出问题。我们在谈假定过剩产能关门，实业会怎么样。还与地方财政有关，中国目前的体制地方政府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地方财政收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经济下行，地方财政会出现问题。还有社会保障系统，人口老龄化之后也需要经济增长来帮助构建。如果就业出现问题，收入就会有问题，那消费也会有问题。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也会带来国防问题，国防预算问题，教育投入问题。再进一步经济下行，可能经济环境中微观主体对未来预期看差。总而言之，我们的体制对速度有很强的依赖，速度与结构产生矛盾冲突，短期内往往导向速度，这就是为什么在理论上和逻辑上都明白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结构问题，但实际政策使用上我们往往导向保速度。原因就在于，我们有一个高增长依赖症。

为什么我们老是半途而废，在调结构总是说的比做的多，调结构我们往往遇到一个短期目标，我们老在纠结稳增长、调结构哪个放在前面。最根本原因在于速度问题。以上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左右摇摆，最后为什么我们导向一个短期目标，保速度，是源于中国体制下和增长模式来，短期内速度远比结构重要。

再简单讲讲，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关键是什么。这个问题与前面一个问题相呼应。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中国学者把这样一个简单问题说的大家越来越不明白。我学了几十年的经济学，我本来是明白的，供给侧改革就是供给侧角度调结构，但是现在看了很多文章，越来越糊涂了，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干什么。供给侧结构改革实际上是基于原来的增长模式下的结构，导致增长质量下降、效率低下，无非要通过供给侧要素，资本、劳动、效率，从这个角度提高增长质量。具体来说，通过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消灭僵尸企业来降成本，来实现这样的目标。这是微观上最简单的调结构内容。

宏观上怎么说。源于对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判断，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下行主要因素是结构性因素，不是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是源于传统增长要素发生了变异，人口红利减了，我们要通过结构性的改革让传统增长要素继续发挥作用，然后培育新的增长要素，比如通过城镇化挖增长潜能，提高消费力，通过广义的产业结构，发展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新产业。供给侧结构改革指向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结构”，结构就是刚才讲的两个层次的问题。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基于我的判断，无论是结构扭曲还是增长要素变异，背后都是体制问题。如果这样一种体制不改变，传统增长模式就无法发生变化。传统增长模式不改变，微观层面的结构问题、广义的新增长源泉培育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最终归结为一点——改革，改革是结构性调整内在逻辑归宿点。习近平总书记在讲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时候说“供给侧结构改革核心是结构调整，关键点是改革。”我们都在说“两学一做”，都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我们要弄明白关键点是改革。改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非常清楚，“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这是调结构的根本出路。

怎么样让供给侧改革落到实处？还是回归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党的改革路线。政府与市场资源的关系，供给侧结构改革落到实处具体来说就是政府和市场关系，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现在这二者关系很难摆，现在离开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就没有边界，不能离开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妄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如果发挥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在这个逻辑前提下来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政府作用就有边界了。调结构过程中的一些难题，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消灭僵尸企业也要以这个原则，就是市场导向。

举个例子，2011年至2013年，发改委领导的去产能，当然它对有色金属、煤炭、钢铁等产业进行了去产能调整，关停并转。有作用吗？有。2011年到2013年这些产业做了很多消减。但是同样2011年到2013年这样一些产业又增加了产能，结果发现增加的产能远大于调整的产能。原因非常简单，为什么有过剩产能，政府对产业进行了干预，这就会进一步背离，还有中国地区考核指标，二者加在一起会扭曲产业的收益成本，从而导致了过度供给，过剩产能的背后逻辑也就是政府背后过多干预。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传统产业过剩，新兴产业也会过剩。

2011年要发展光伏产业，说是新产业，大家都上。新产业本来应该引入市场机制，但发改委、地方政府二者一配合，导致了光伏产业过度的财政补贴、过度的政府干预，各地纷纷上马。前几年光伏产业，中国是世界产能的70%以上。现在遇到困难，其实并不是说光伏产业没有前景，为什么在中国遇到这种困境，是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的。所以产能过剩并不一定发生在传统产业也可能发生在新兴产业，现在在推新业态，如果政府干预过强仍然可能产能过剩。所以结构性改革中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供给侧结构改革中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是怎么样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按照党的指示精神，调整所有制结构。我们既要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更要发挥非公有制企业、民营企业在市场中的作用。现在所谓的产能过剩部门都在哪儿？唯有国有部门，所以背后还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另一个是改革动力问题。除了意识形态的问题还有一些观念问题，过去30年我们的改革还是中央政府主导下、党的领导下主导的，我们有地方政府，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通过经济发展追求政治上的升迁，这样地方政府和企业合谋，他们在合谋过程中进行投资、进行增长的过程中各得其利。地方政府基于指标基于税收获得了政治上的升迁，企业获得了改革的利润最大化，企业和地方政府合谋获得最大化的主要途径是中央改革的优先权，有改革优先权就有特殊体制优惠政策。现在这种体制导致了一系列的腐败问题，现在反腐败，要重新整理这种关系。但是关了一扇门要开一扇窗，所以当前结构性改革遇到的问题是改革动力出现了问题，这是我们国家的懒政、庸政。有的地方领导发现我不干风险更小，可能选择不干。所以懒政、庸政背后是改革动力的问题。所以怎么塑造新的改革动力，让十八届三中全会落到实处，这样供给侧结构改革，通过改革解决问题，没有改革一定没有结构调整。

改革就是三个层面的问题，要好好做。怎么做。中央党的文件都说的很明白，好好学习邓小平理论，好好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好好学习十八大三中全会指示精神，落实党的精神，落到实处。不学习好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不学习党的理论就没有出路，所以听党的话、好好干。

如果这个逻辑明白了，当前更不要把供给侧结构改革与需求管理对立起来。短期内我们对速度还有很高的依赖度，供给侧结构改革总体来讲是长时效的东西。头晕，头晕的表象是发烧，其实心血管出了问题，心血管的问题要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发烧要用心血管来解决。我们需要把速度压下来，我们把体温压下来，最好不要和心血管的毛病冲突起来。现在有不好的倾向，把二者对立起来。特别是短期内我们对速度有依赖，我们要维持一定的速度，这个条件下腾出时间更好地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否则大家都在讲供给侧改革，但是没有动作。我简单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