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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供需严重失衡，市场调节机制失灵
煤炭行业似乎在一夜之间步入了寒冷的冬天。全行业90%以上的煤矿都在亏损。按理说，市场的力量会迫使一些企业退出这个行业，进而恢复供需平衡，让价格重归理性。然而，记者在各大煤炭主产区看到的，却是煤价越下滑，煤企越增产的怪相。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恶性循环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大同煤矿采访。同煤集团是煤炭大省山西的一面旗帜，一家企业就贡献了全省近1/5的煤炭产量，大同市超过一半的GDP也来同煤。然而近几年，同煤集团随着整个山西经济几乎同步步入了发展的低潮。集团董秘李永平告诉记者，从2012年开始，同煤的销售部门已经从大同前移到了各大港口，公司高管也不得不亲自走上销售一线。
李永平：我们的总经理和若干的副总经理都在外面跑市场，家里头就丢下总工程师和管安全的，连我们的副书记也去卖煤去了。
同煤的遭遇并不是孤例。事实上，整个煤炭行业都处于价格“腰斩”、需求疲软的境地。但问题是，煤炭的供给量却依旧在坚挺。去年我国煤炭生产超公告能力约6亿吨。到今年10月份，全国的原煤产量又连续3个月环比增加，且增幅还在扩大。中国煤炭经济研究院院长岳福斌对此深感忧虑。他认为，行业之所以陷入恶性循环，是因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失去了调控能力。
岳福斌：煤炭价格不能反应供给、也不能反应需求，价格和消费量没有关系了。价格一跌再跌、一跌再跌，都跌了40多个月了。煤炭价格下跌应该增加需求吧？你看煤炭市场的需求量也在减，这就是市场失灵的一个典型表现。
价格越跌生产越多，企业竞争陷“囚徒困境”
市场失灵不仅体现在煤炭的上下游供需关系上，在煤炭行业内部，企业也“不听”市场的指挥了，纷纷陷入“价格越跌，生产反倒越多”的怪圈。记者在多家煤企看到的数据统计情况是：煤价向下，产量向上。内蒙古伊泰集团投资公司副总经理翟德元告诉记者，近几年，这种情况有愈演愈烈之势。
翟德元：现在我们在超能生产的情况下，应该是要限产的，但目前很难实施。
记者：确实有这种越跌越生产的吗？
翟德元：你说对了，还有的。就是以量补价嘛，就是总的价格下跌，只能通过提高产量来弥补，现在的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煤价拐入冰点之后的三年来，翟德元一直都在呼吁行业抱团过冬，希望各家煤企能够携手挺住价格。但是，由于国内煤炭企业集中度低，每个企业都希望其他企业限产而自己增产，单个企业的理性导致了整个市场的非理性。
翟德元：企业现在都在抢占市场，你减少的市场我来捡。现在很多企业都说宁可掉价，不丢市场：电力企业一来，你要不是给我降，别人会给我降价，你的煤不卖，他的煤就能卖出去。
“严控产量”成空话，政府调控也失灵
当市场的无形之手越发无力之时，政府调控的有形之手开始频繁登场。2014年7月，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建立了煤炭行业脱困联席会议制度。就在记者在大同采访期间，11月19号，决策层召开了第43次联席会议，煤炭行业的四大巨头：神华、中煤、大同和伊泰集团悉数参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煤炭行业脱困会议开了43次。如此高频次的政策会议，这在任何一个行业都十分罕见。
然而，这样的政策会议毫无效果。相反，最新的煤价比去年7月联席会议制度建立时又下跌了约20%。会议连续开，煤价照旧跌，政府层面的调控之手似乎也扶不起坍塌的煤价。山东一位基层煤矿矿长郗金远说出了他对脱困会议的解读：
郗金远：我嫌他不接地气，没有拿出来强有力的措施。你别说开43次，你开430次也是白搭。他召集的都是一些好的单位，谈解困问题没有意义。
记者注意到，在煤炭行业脱困联席会议的新闻报道中，“严控产量”成为与会各方讨论的高频词。但在实地采访中，多家煤企负责人告诉记者，控制产量并不容易。一方面，前期煤矿建设大干快上、遍地开花。仅2006年以来，全国煤炭固定投资就超过3万亿元，这些新增产能正在集中释放。一位煤企负责人这么说，
煤企负责人：黄金十年高利润，各行各业、各种身份的人都在办煤矿，这些项目就未批先建，都一哄而上。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也让煤炭“严控产量”的措施无法落实。部分产煤地区的经济高度依赖煤炭产业，企业想减产，领导也不答应。
煤企负责人：出于地方GDP发展的需求，本地区都希望把自己的经济总量做大。那么既然投资了就得收回投资，既然建成了，就要想办法生产、想办法卖煤，这样就导致恶性竞争的产生。这应该各地区都这样。
行业协会约束力弱，煤价依旧任性下跌
在市场经济秩序的构建中，作为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控的矫正，行业协会的自律功能被广泛认可。然而，限于立法的不完善和自我定位的偏差等各种原因，我国当前的行业协会在面对行业困局时，尚未能够有效发挥其应有功能。10月底，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曾经联合神华等四大巨头开会，对稳定价格达成共识。
但由于缺乏约束力，煤价也没有听协会的话。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到11月中旬，几乎所有种类煤炭的价格仍在下跌中。
煤炭行业深陷生产怪圈，市场调控的无形之手和政府调控的有形之手双双失灵。煤炭行业如何摆脱困境，已经成为摆在市场参与者和政府决策层面前急需破解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