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知名国企领导人宋志平新著《改革心路》由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宋志平40年来始终奋战在企业改革发展最前沿,开创并成功实践“央企市营”“整合优化”“八大工法”“六星企业”等改革创新模式,成功带出中国建材集团和国药集团两家世界500强,推动8家央企重组,整合上千家民营企业,出版了10部著作,被誉为“企业思想家”“中国的稻盛和夫”“国企改革的铺路石”“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先行者”,并荣获“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全球华人经济领袖”“《财富》CEO终生成就奖”等殊荣。每一份成就、每一份荣誉的背后,都蕴含着宋志平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勤与付出,那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孜孜以求、不懈奋斗?读完下面这篇《改革心路》节选文章,你就能知晓答案。
全文如下:
一切源于责任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宋志平
人一生中工作时间是有限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在企业已经整整39年了,在央企做一把手也已经16年了——做央企一把手这么长时间的央企领导人可能只有我一个人。中间有5年时间,我还同时做了国药董事长。其实做企业的这些年有很多离开的机会,但我总觉得我更适合中国建材,更了解中国建材,我自己难以割舍,常常觉得这个企业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点点抚养大,个中的情感别人很难理解。
一生做好一件事
这么多年经常有人问我,“宋总,你还在建材啊?还在做企业啊?”我回答说,“是啊,我还在建材,做企业挺好的呀。”很多人以为我有什么远大的目标,其实我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我崇尚一生做好一件事,能把一件事扎扎实实做好就满足了。
回过头来看,我在企业里的几次“出场”好像都与困难有关。不管是最初做销售员,还是后来做副厂长、厂长,包括到中新集团做总经理、去国药任职等,一路走过来,都是因为企业遇到了一些困难,需要一个负责任的人去做,这时我就会出现。我常想,这可能就是我的宿命。
大家说,“宋总,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做企业?”我说,“一开始也谈不上多么喜欢,因为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会去做企业,但是既然做了就一路坚持了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培养起了兴趣。”
关于改革也是这样,不少人把我看作是改革的痴迷者,其实我并不是天生喜欢改革,每次改革都是被迫的,改革意味着变化,意味着利益再分配,往往伴随着伤痛和眼泪。
我觉得,一切都源于责任。当年去做销售员,是因为产品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大家没活干,我当时是技术员,觉得建筑材料由懂技术的内行去推销可能更好卖,于是就自告奋勇做了销售员。
后来,工厂揭不开锅,我做了厂长。我知道那是个苦差事,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做下去,最后带着北新背水一战,一点点啃硬骨头,度过资金危机,实现A股上市,今天成了全球最大的石膏板公司。
到中国建材当总经理同样是个苦差事。那时企业债主临门,但上级选择了我,我只能毅然决然地进入“弹坑”,之后推动海外上市,发起水泥行业联合重组。同时担任国药董事长期间,把两家企业先后带入世界500强。在这之后,又推动了两材重组,两材重组是有难度的,毕竟两家企业竞争多年,要走到一起谈何容易。但我一点点做工作,将心比心,一碗水端平,两家企业迅速成为一家人。
把两家企业先后带入世界500强
在做企业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不少的困难。记得有一次跟爱尔兰CRH水泥董事长阿尔伯特聊起在市场健康化方面遇到的一些困难,他用丘吉尔的一句名言来勉励我,电影《至暗时刻》里也有这句名言。原话是“Never,never,never, never give up”,意思是,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放弃。我很受感染。
从不轻言放弃,这是我的性格特质。很多人只看到我温和的一面,没有看到我内心坚忍和坚毅的一面、坚持和坚守的一面。我觉得是我的这个性格,让我做成了一些事情,包括北新建材、中国建材和国药。如果不是坚持,这些企业不会有今天的成绩,甚至北新建材和中国建材可能早就不存在了。
做企业领导人要人格厚重
责任感是企业领导人的基本特质,不担当、不负责任就不会有人跟着你干。艾森豪威尔将军讲过,领导就是有好处给大家,有责任自己扛。这句话对我影响挺大的。有时社会上会把企业一把手叫“老大”,虽然不贴切,但也不无道理。其实家族里老大的责任就是照顾好兄弟姐妹,从这个意义上,企业的领导人应有做家里老大的情怀,老大得多承担。
做企业领导人要人格厚重,明代思想家吕坤讲过,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磊落豪情是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资质。因此我也常想,做领导就要人格厚重,不是要比别人豪气聪明,而是要有包容心。
2018年年初,央视财经人物周刊的记者到我家拍片子,发现我家的房子小小的,感觉很惊讶。在他们看来,央企领导人一定住得很宽裕,他们还对我家书架上的各种书感兴趣,觉得像个小图书馆。那部片子不仅讲述了我的企业经历,还夹杂了大量的内心独白,片中细腻的故事情节打动了很多观众。有人评价说,没想到国企领导人这样甘于淡泊,平易近人。也有人问我,宋总这些年你究竟得到了些什么?
记得我在北新工作时,北京市每年都要用优惠价奖励部分优秀企业的一把手房子。因为我当厂长时企业做得不错,在北京市有一定知名度,有一次上级奖励我一套260平方米的房子,我把房子转给了当时的常务副总。还有一次奖励我一套220平方米的房子,我就要求把它分成两小套,奖励给企业的技术创新人员。那时奖励的那些房子其他一把手都要了,只有我一个人把这些房子当成企业的资源分给了大家。当时大家也觉得宋志平怪怪的,怎么能把奖励给自己的房子分给别人呢?!
为什么会这样做?我的回答是,企业的事情是大家做的,我只不过是一个领头人,有好处应该先考虑大家。那时候中新集团也时兴奖励制度,我做厂长的第一年,因为工作做得好,奖励了我27万元的承包奖。我把27万元的支票给了财务,说把这些钱作为基金奖励给职工,不要给我了。当时大家都很感动,说这是奖励你个人的,怎么能入公家账里?我说,还是按我说的办吧。
还有一次,北京上地的中关村开发区奖励我10万元,我把这些钱都买成玩具和图书送给了托儿所。到了中国建材,企业上市的时候搞股票增值权,当时的股票价值比较高,我的股票增值权如果兑现会是一大笔钱,后来按照国资委的新要求都注销了。我觉得,做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就应该这样做。让我特别欣慰的是,我的这些做法得到了我爱人的理解和支持,她常说:“只要你工作高高兴兴的,比什么都好。”
以前国资委领导问过我,“志平,你觉得做国有企业领导人待遇怎么样啊?”我说,“可以了,国家给我们的还行,我们没有必要去跟外资、民营的企业家比。”不过,我也提出,国资委是央企领导人的家,是大家倾诉的地方,要关心和爱护国有企业家,我还希望给大家办一张医疗卡,这样看病能方便些。其实我这么多年没住过一天医院,有次发高烧去医院,在大堂里坐着小板凳输了几回液,那次心里有一些感触。
宋志平代表参加十八大会议
这些年,上级和社会上给了我不少荣誉,我先后当选为党的十五大和十八大代表,荣获全国劳模和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还荣获《财富》年度商人和CEO终生成就奖。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我带领建材的干部们去前线抗震救灾,记得国资委领导说,“志平是地还在抖动的时候就去抗震了,如果央企领导人要评一个英模的话,就评志平。”我听后很感动。
创造美好事业 但不需要耀眼的名字
在做企业的同时,多年来我把自己的管理经验、人生感悟归纳起来,分享给企业同仁和学校学员。其实我在北新当厂长时,就经常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去给学生们讲一些企业的事情,后来一直坚持下来,到现在快30年了。
2006年在珠海举办的国资委央企负责人会上,我第一次给央企领导人讲课。从那时起,这十几年我也在不少场合为央企领导人讲课。这几年,我常去国资委大连高级经理学院讲课,我被学院聘为教授,每个季度给央企领导干部培训班讲一次,受到大家的欢迎。有一次上课,台下坐了100多名学员,课程评分我竟然得了满分,后来校长给我发短信说:祝贺宋总,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老师被打过满分。
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子围坐一堂,交流企业心得
我在国家行政学院也是兼职教授,给学员们讲了很多年的课。中央党校国资委分校每年的春季班和秋季班、中央党校教育学院,我也常受邀去讲课。除此之外,我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国发院每年讲一次课;在中国政法大学,我作为MBA教授定期授课。
这些年,我也应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邀请,接受了一些采访、发表过一些文章,到一些重要论坛去做过演讲。我不喜欢做大咖出风头,主要是有话要说时才去讲讲。其实国企和央企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国企企业家也是那种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的奉献者,这是主流,但社会和媒体不是很了解、经常没有正确看待。这需要有人出来给大家讲讲,如果谁也不讲,让一些错误观点诱导了年轻一代,再纠正就很难,我常觉得这也是我的责任。我大多讲的都是观点,从不吹嘘企业和自己,因而深受欢迎。其实,我也知道枪打出头鸟,我的演讲也遭到过误解,如我在香港有次演讲被一家媒体做了题为“宋志平为国家政策贴金”的报道,我看后觉得这是我的责任,而且我是事实说话,并没有什么夸张溢美之辞。也有些体制内的同志为我担心,觉得显得低调会更好,实际上我的性格温和,不大愿意和人争论,也不是那种喜欢抛头露面的人,但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关键是要让大家对国企有个公正的认识。以前,我专门问过法国人,法国民众对国企的看法,他们说,法国人对国企的看法比较客观,觉得国企的产品质量有保证,服务也好。我认为国企和民企都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厚此薄彼,我不赞成一些媒体把国企和民企撕裂开来,一会儿国进民退,一会儿民进国退,我因此提出国民共进的观点,并为此奔走呼号。
这些年我还写了几本关于企业改革和管理的书,所得稿费也捐给了慈善基金。这些书都是紧扣企业实际,有点像我的工作体会和经验总结,没有高深的理论,比较通俗直白,适合企业的经营管理者阅读。
很多人对我什么时候写书感兴趣,觉得我那么忙,哪来的时间写作呢?实际上,我一般晚上10点开始看书,看两个小时,12点以后,夜深人静了,我就开始写作,有时一写就是两三个小时,早晨我都是六七点起床,常常一晚上只睡4个小时、5个小时就算多的了,多年都是这样过来的。
我平时都是忙于工作,有时周六日到学校去讲课,而工作之余的时间基本都用在读书、写作和思考上,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这些年,我没有休过一次年假,也几乎没休过周末,尤其是同时担任国药董事长那5年,终日往返于建材和国药的企业之间。
在北京大学讲课的时候,课余时间我喜欢到未名湖周遭走一走,望着美丽的湖水、湖畔的垂柳和远处的博雅塔,感觉宁静而又舒畅。据说当年为这个湖起名字时,北京大学的校长颇费了一番脑筋,各种名字比来比去无法定夺,后来干脆叫了未名湖。我经常想,中国的国有企业家也有点像这未名湖,他们创造了美好的事业,但从不需要耀眼的名字。
(本文摘自宋志平新著《改革心路》第十章第九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