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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刘公诚，1991年2月25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7岁，离开我们至今已有20年了，但回想父亲一生对事业的追求、对工作的执著，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无论是工作上经历苦与乐，还是生活中遇到得与失，父亲的教晦总指引着我从容应对，他的为人师表是给我们留下的一笔巨大而永恒精神财富。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刘公诚原名刘念悌，出生于上海的富商家庭，我爷爷刘鸿生是一位爱国实业家，生前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在民国时期是上海十里洋场数一数二的大富商百万富翁，除创建火柴厂、纺织厂和水泥厂等实业外，还开办仓库、码头和银行等服务业，头顶“火柴大王”、“水泥大王”、 “煤炭大王”等多项桂冠，在上海广为人知。
父亲在家排行第六，自幼学习成绩优异，高中毕业考上了清华大学，爷爷十分高兴，奖励他去日本旅游，由在日本的友人接待。这位友人当时是日本小野田的高管，他深知爷爷家庭的背景，考虑到今后在中国的生意，想方设法把父亲留在日本就读。我爷爷把自己的子女当成他的“生意”来做，这在上海工商界也是有目共睹的，工商界的泰斗胡厥文曾经形容说：“刘鸿生对子女培养深造方式很有一套，把几个鸡蛋放到不同的篮子里去，也就是将他的子女分别送到不同的国家学习不同的专业，这就是他的生意经”。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建立多个渠道，学习各地的长处，所以爷爷同意我父亲留在日本读书。父亲考入日本国立帝国大学(现国立东京大学)学习，日本在当时正处于经济上升期，很多中国青年都到日本求学，就这样，爷爷又开辟了一条“生意渠道”。
在儿时的记忆中，父亲的工作很忙，我凌晨上厕所，迷迷糊糊中经常看到他头上围个用冷水浸过的白毛巾伏案工作，少有时间和我们交流。少年时期，讲给我们的多是他在延安的故事。他非常敬佩周恩来的人格，对四川籍国家高级领导人非常赞赏，历数出朱德、邓小平、陈毅、刘伯承、罗瑞卿……尤其欣赏陈毅直率的性格。
听我的叔叔伯伯们说，父亲从小性格就血气方刚，喜欢抱打不平。记得他给我们讲从日本回国去延安的故事，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正是他毕业的一年，他打消了在日本毕业的念头，不做亡国奴、报效祖国是他一门心思的想法，毅然提前回国准备参加国民党部队抗日。但一踏上国土，就看到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没有战斗力，因此非常懊丧，有报国无门感觉。就在这时，林彪平型关一战，打破了日军不败的神话，他看到了八路军能够战胜小日本鬼子，从而奠定了我父亲今后的人生道路，投奔八路军成了他的信念。他背着我爷爷拉上表兄弟一起上路投奔八路军，但由于盘缠紧张，一路非常辛苦，出身富家的表兄弟受不了苦，中途退出了。而父亲信念坚定只身前往，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由于他的富商出身又没有人介绍，开始遭到婉拒，因此非常焦急。最后他不得不说服我爷爷，通过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给周恩来的亲笔介绍信，终于参加抗日。
他在延安参加抗日联大，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一直为党做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隐去共产党的身份，人前为资本家或统战对象，直到1978年10月，刘澜涛同志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正式公布刘公诚中共党员的身份。在这之前，我们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只知道他是去过延安的资本家。
我出生在这样背景的一个家庭里，“资本家”的出身让我生活在一个生活上优越、精神上受压抑的矛盾环境中：一方面因为是资本家，物质生活要比大部分人好得多，另一方面，“资本家”出身，让我从记事起就感受到了政治上的压力与社会上的歧视，每当遇到使自己兴奋的事时，会猛然意识到自己的出身，自卑及苦恼此时也会悠然而生。
劳动锻炼
我从小生活优越，每天早上一个鸡蛋一杯牛奶，就是这一蛋一奶奠定了我现在的身体底子，我感谢父母给我们的这份生活工作的“本钱”。但父亲担心我们这些富家子弟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因此为我们创造了劳动的机会。
洗衣服：洗衣服是最基本的，而且是流水线方式，每周一次：第一道程序，在四方桌上拿刷子刷干净衣服；第二道工序，在水池子里用清水投衣服，规定是投三遍；第三道是晾衣服。为了保持分配公平，工序轮流操作，这样也加强了我们兄弟间的合作性。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上小学四年级。
洗碗：按轮班制每人洗一周的碗，每天打分评判，红旗、绿旗，当时我们兄弟三人加父亲、母亲，共五票，打分透明，不定期还会有些小奖励，从小就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种地：当时在我们的住房周围，每家都有一小块自留地，父亲特别喜欢这块地，我们种了玉米、西红柿、茄子、黄瓜，要想庄稼、蔬菜长的好就要施肥。他带我们去粪池掏粪浇地，培养我们不怕脏不怕累的品格。他总是借这块地，讲他在延安期间开荒种地的情景，激发我们对劳动的热爱，从小树立我们爱劳动的习惯。回忆他的过去，看到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的成长，他非常高兴。
我去农村插队的时候，同学们不明白我这个资本家少爷哪来的一股吃苦耐劳劲头。我想这也是家庭在我小时候潜移默化的一种教育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食粮。
奖罚分明
由于父亲的特殊身份，每年“十一”都参加天安门国庆观礼，这是他最喜爱的社会活动之一，也是一般人不可及的。有一年票没有如期送来，父亲以为这次不活动了，便去了甘家口亲戚家里。谁知29日晚上票来了，父亲不在家，晚班车也没有了，但这是重要的活动，而当时还没有电话联系，母亲非常着急，一筹莫展。这时我哥哥提出他去给我父亲送观礼票，但我家住管庄，离城里几十公里，当时坐车还要两个小时，又是黑夜，我妈妈不放心，但又没有其他办法，就同意他去了。我哥哥步行好几个小时，最终将票送到了父亲手中，父亲按时参加了国庆观礼节目。回来后，我从来没有看到他那么激动，他表扬了我哥哥，说这是他根本没有想到的，我感觉他当时很佩服和欣赏我哥哥，因为那时我哥哥才十岁出头。现在想来，一定是父亲从我哥哥那里找到了他当年的身影。
后来我哥哥因肾炎在家休学，父亲从来没有那么大方地花重金为他买了个留声机和唱片，让他在家里安心养病，我想这就是奖励吧。唱片都是父亲为他挑选的，从此我们兄弟几个都开始喜欢上音乐了，《梁祝》《长征组歌》等至今仍是我们最喜欢的作品，这也是家庭给我们留下的文化修养吧。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无事可干，哥哥毕业后就要上山下乡了，家里给他买了张月票，让他去北京周边玩玩留下记忆。一次我弟弟拿了他的月票进城逛了一趟，父亲知道了非常生气，他的孩子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不仅占国家的便宜还不诚实。他责令我弟弟步行到通州，把钱退给了汽车公司。
当然类似这样的奖罚故事在我们家里有很多。我是我们家最淘气的，我们兄弟四个，他们三个加起来挨打的次数也只是我的零头。我们犯错误，父亲惩罚的方法有很多种，写检查、挨手板、罚不吃饭、不能参加一些娱乐活动，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中成长起来的，这和现在的80后、90后简直是无法相比了，时代毕竟不同了，但这让我们知道做人做事应该有的原则。
多项爱好
父亲是一个有多项爱好的人，听他讲过喜欢打网球、赛马，解放前在贵州赛马时还得了第一名，但这都是我出生前的事。我亲身看到的是：
吸烟，他喜欢抽烟，还会吐烟圈，因为他吸的烟档次高，为此我有收集烟盒的便利条件。文化大革命时期随着他的处境变化，从抽高档烟到抽最低档的烟，甚至买烟叶，自己卷烟抽都经历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能够迅速的适应。
喝酒，他高兴时喜欢喝酒但不多，也不是经常喝。下酒菜是黄酒泡虾米、黄泥螺、浙江苔菜，这可称是他的最爱。
唱歌，他嗓音浑厚，最喜欢拿手的歌曲是“延安颂”，经常是我们家庭聚会的压轴戏。
运动，父亲是一个非常喜欢运动的人，他曾和我们讲他在留学日本的时候，日本社会舆论充斥了歧视中国的言论，让他非常不舒服，但他有展示中国人能力的本事：一，他的学习成绩好；二，他有强壮的体魄和值得羡慕的身高，在同班里的同学掰手腕没有敌手，这些日本同学都败在“东亚病夫”手下。他特别喜欢和我掰手腕，在他70多岁的时候，我还掰不过他，足以说明他的身体状况还非常好。游泳、太极拳一直伴随着他，尤其是太极拳，他是一直坚持，风雨无阻，天气不好就在家里，他的毅力与执着一直在影响着我们。
音乐，我的父亲特别喜欢听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交响乐、轻音乐、舞曲，了解了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享受了“命运”、“天鹅湖”、“自新大陆”……
旅游，我看过他在填写简历爱好的一栏中写道：旅游。当时我不明白，旅游不就是走路吗，有什么可喜欢的。他去西北出差，周末休息他带同事去“游山玩水”。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揭发，说他拉拢腐蚀青年，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为此让他写检查接受批判。
冰棍、小人书和邮票
小时候有很多想法，喜欢吃好的，喜欢有好看的小人书……尽管家庭条件允许，但父亲从来不会是我们要什么给什么，而是从各种小事中告诉我们，要取得一样东西，就要有相应的努力代价，让我们自己去分配对各种不同欲望的“胃口”。
夏天热，我们几个小孩子都喜欢吃冰棍。家里有个规定，周一到周五每天三分钱，可以吃到绿豆、红豆、红果冰棍，周六、周日五分钱，可以吃巧克力或牛奶冰棍，一个月每人可以买一本两、三毛的小人书，这是我们家里的分配制度，应该说这在当时是非常好的条件了。当时的小人书有连环画册，像《三国演义》60本一套，《敌后武工队》6本一套，《水浒》《烈火金钢》等等，我们都非常想看，但钱不够，怎么办？父亲就告诉我们，一是合作买，这增加我们兄弟间的集体观念；二是，省着不吃冰棍的钱买。我们兄弟采用合作方式、少吃或不吃冰棍攒起了许多套小人书，但60集的《三国演义》始终没有攒齐，“工程”太庞大了。
我有很多爱好，有些至今仍保留，集邮可能是受我母亲家庭的影响。我外公是大律师，同时也是收藏家，他和张大千、徐悲鸿是至交，这些大画家办画展总是请他去看。我母亲因年轻时身体弱，就在家里习画，后来就经常带我们去看画展。一次她带我去集邮公司，我就喜欢上了集邮。从六岁开始，我就开始集邮。
集邮有几种方式：一是，集信销票，即寄过信的邮票；二是，集盖销票，即集邮公司将新票（没有流通过的邮票）盖上戳，以新票的三分之一价格销售；三是集新票。家里鼓励我集邮，但反对我集新票。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初，我弟弟在看我的邮票时，把水洒在了集邮册上，搞脏了一些邮票，我一生气就打了他。父亲回家看到他在哭，问清原因，叫我把邮票给他看一下。他一看里面有几套没有用过的邮票，那是我最喜欢的几套，我记得非常清楚，都是用我好不容易攒下来的钱买的有限几套，有梅兰芳、黄山、金鱼等，这下父亲找到了理由，给我没收了。节俭的父亲“认死理”，认为集新票这种方式太奢侈了。后来母亲告诉我，那时他的心情也不好，在那种情况下，你还打了弟弟，他不高兴，所以“野蛮干涉”了我的爱好。为了能够集邮，我开始想办法，每天就替邮递员跑腿，把信送到各户家里，然后巴巴地等着他们拆信请求把邮票送给我。这些小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是多么的有生活情趣。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父亲的特殊身份，是保护的对象，还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但1967年以后造反派夺权，造反派闻出了他的特殊背景，要揪出他表功，父亲成了“香饽饽”，造反派拳脚交加，父亲遍体鳞伤，吃尽了苦头，但仍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后来他和我们说起，他非常感谢管庄医院的张院长，为他清理伤口，他说在危难的情况下给予帮助的人才是最可交的朋友。
他从上海水泥厂调到建材研究院工作，按规定，工厂的工资额可保留，可是他只领取研究院评定的二级工程师技术级的工资，将高出技术级别工资的200多元保留月工资如数交给国家。当时他的名义工资是563元/月（资本家工资），实际上只领取270元/月。文化大革命改造资本家，降低生活标准，我们一家六口，父亲母亲本人是剥削阶级，每人生活费用12元/月，我们兄弟四人是“狗崽子”，区别对待，稍高一些15元/月，附加条件：不许向亲戚借钱，冻结所有存款。当时我和大哥、三弟正在身体发育期，非常能吃，一是粮食不够，二是缺油水。家里开始想办法，如何将有效的钱用在刀刃上，渡过我们长身体的时期，有两件事我至今印象深刻：
香烟：文化大革命前，父亲享受高级知识分子生活配给，可以按期分配到定量的高级香烟，这是父亲的一大享受，他经常加班到深夜，烟是他的“伴侣”，他喜欢抽牡丹和凤凰两种烟，降低生活标准后，没有钱再去享受高级烟了，他从烟开始节流，由黄金叶到飞马，直至抽最廉价九分一盒的白牌（没有品牌，白纸包装），而且这个过渡时间很短。
“堆菜”：还有一个节流的办法，就是买“堆菜”，现在的人肯定不会理解我说的“堆菜”是什么意思，所谓“堆菜”就是菜市场下班收摊前把当天卖剩下的、拆了捆的零散菜分成堆，5分钱一堆处理，要比正常的菜价便宜的多，这好比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让我们家充分享受到了物美价廉的“优待”。当时我领受了这一任务，负责买“堆菜”，但“堆菜”不是天天有，而且品种不一样。为了保持采购“堆菜”的连续性，而且保持品种不单一，我和母亲为此动了很多脑筋，节省下了很多不必要的“开支”，那是当时家庭少有的一件乐事，我们分享到了”捡便宜”的快乐。这是我在家庭中最“光辉”的时期，母亲经常指着菜说，“你们要感谢老二”。文化大革命，我们家庭受难，尤其是我最小的弟弟从刚记事起就遭受了很多惊吓和屈辱，但有更多的人关心和同情我们的家庭处境。买“堆菜”，我经常受到售货员的一些照顾，他们有时询问我父母的情况，我明白这是那个时期他们能够给予我们最大的关心。文化大革命让我们家庭交了很多普通老百姓的朋友，他们在我们家庭最困难的时期帮助了我们，尤其是精神上的，这种帮助是崇高的，是用钱买不来的。
“卖书”：尽管想了种种办法、省吃俭用，但仍然难以满足我们哥三个“开了胃口”的肚子，经请示可以变卖一些家产，但家产是有所指的，只能卖掉父亲他视之如生命的、多年收集的水泥书籍（很多是外文版精装本）。实际上在造反派的眼里，他这个劳改对象只能是扫厕所，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我记得他颤颤巍巍地从他心爱的书籍里拿出一本又放回去，放回去又拿出来。他当时的心情好比是在拿刀剐自己的心头肉，一方面他看到家庭开支入不敷出，揭不开锅；另一方面，他一生所从事、热爱的水泥业，不仅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现在还要将这些他最珍爱的书卖掉去谋生，好像这些不会说话的书在此时都在喊：请不要把我们卖了！我哥哥是负责卖书的，他说道：爸爸，我们少吃点，别卖了，以后或许还会有用。“以后或许还会有用”，说出了我们全家人的期望。这些书可以按科技书籍去卖给城里东单的一个旧书店，算下来，虽然要花车费，但还是要比当纸张卖收益多的多。但一定要有量，不然还不够车马费，所以父亲也要盘算卖几本，够不够成本。就这样，又给我们留下了如何盘算成本的“本领”。
上山下乡插队：1968年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去工厂、兵团与我们无缘，我们这些”狗崽子”只能去”“广阔天地”。当时我们三人都面临着下乡，但是否都去家里有分歧。父亲不愿意拖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摆脱当前所处的处境，主张三个都去；母亲觉得一下子走了三个太集中，可以先走两个，过一段再去一个，尤其是老四还小，有我们哥三个在，别人不敢明着欺负他；我同意我母亲的意见，所以就没有去报名。为此，我父亲不放心，怕我不去报名上山下乡会影响我，他幻想着他去请示单位开一个证明，说明原因先去两个，结果是被扣了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帽子，还挨了批判。当时无处说理，他让我们兄弟三个都去内蒙下乡。1968年9月16日，是我们乘火车离开北京的那一天，不知是什么原因，父亲没有送我们，我母亲只身一人来送我们。我只记得火车启动的一霎那间，车上车下顿时哭声一片，那个场面至今难忘。
红卫兵抄家：父亲的上级老院长提前告诉他让我母亲要藏好珍贵的东西。父亲首先想到的是他有一个笔记本，专门记录有关工作的事情，不能叫红卫兵抄走，但监视他活动的耳目众多，不便把这份笔记本转移走。1949年解放后中共中央党组织为了便于在工商业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要求父亲继续保持资本家身份，不公开中共党员的政治面貌，因此父亲秘密共产党员的身份一直保密，甚至对最亲近的人。此前我母亲一直不知道我父亲的党员身份。因得知红卫兵可能要抄家，所以父亲不得已将自己的身份向我母亲托盘说出，希望我母亲把笔记本交给组织，我母亲应允了。但他并没有把院长的关心告诉我母亲，非常珍贵的首饰最终付诸东流，每每提及此事母亲都会抱怨他。
父亲不幸去世后，人民日报刊发了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国家建材局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我国著名的水泥专家刘公诚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每年我都要去八宝山几次，默默地注视着他的遗像，回想着一幕一幕往事，感谢他让我们有在社会生存的能力，能够应对环境的变化，依靠自食其力在社会打拼。父亲临去世前，握住我的手说：“老二，爸爸一生为国家，没有留下什么，妈妈没有工作也没有太多积蓄，你们不要指望家里，要靠自己”。我点头应允了，他留给我们的是比物质更宝贵的精神财富。